《南懷瑾的商業智慧》書摘

商业智慧, 南懷瑾, 南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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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的商業智慧》書摘

導語

　　曾经有人问：南先生仅是一介文人学者，如何能拿出数亿的资金来修建金温铁路？南先生笑着回答：“我之所以能拿出钱来修铁路，因为我是在台湾的温州人，温州人与生俱来的商品经济意识。”这只是个笑答，但南先生弄潮商海数载，不仅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商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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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网讯 新年伊始，温州籍资深传媒人林宏伟编著的《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一书，正式由台海出版社出版上市。南怀瑾先生的儿子南一鹏和最早在大陆全面介绍南怀瑾先生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以及新华社原副社长何东君、全国工商联宣教部部长高庆林、浙江铁路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詹银才、挪威籍南门弟子美达•霍斯曼女士等相关知名人士，为林宏伟的这本新书写序推荐，给予好评。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一书作者林宏伟是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温州同乡，20世纪90年代曾在温州乐清市政府、温州市交通局工作，耳闻目睹了南怀瑾先生倡导修建我国第一条中外合资经营的金温铁路的许多故事。后作者先后调往新华社浙江分社、中华工商时报和国务院参事室工作，始终没有忘记对家乡温州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关注。2012年5月底，作者前往太湖大学堂拜望乡贤南怀瑾先生，曾向南怀瑾先生请教金温铁路建设的有关事宜。此时我国铁路建设事业的利弊正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作者以新闻从业人员特有的职业敏感，捕足到南怀瑾先生20多年前倡导修建金温铁路的非凡意义，回来后就开始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向社会各界介绍南怀瑾先生倡导修建铁路的智慧。2012年9月28日，南怀瑾先生离世后，促使作者加快了写作的步伐，用文字来悼念和追思家乡温州这位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宗师，一个时代的智者。经历一年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书稿。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一书以南怀瑾先生倡导建设金温铁路为案例，结合他面向商界的精彩演讲，推荐的图书和人物介绍，以及海内外商界精英的南怀瑾情结，全面详尽地讲述南怀瑾的另一种智慧——非同一般的东方商业智慧。作者在书中说，南怀瑾先生是一位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商界翘楚。他学识融贯中西，对西方经济学的造诣，使得他看待国学的高度一直具有世界视野。学无边界，商无国界，心有大爱，则智慧无边无界。南怀瑾先生的商业之路与一般实业家不同，是以中国传统商脉中的“义利”为基准，这和西方古典经济学书籍中阐释的“自私而利他”之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南怀瑾先生的从商之路，实际上是抱定中国传统的商业智慧，按照儒家积极入世的诲训，在现当代的全球化大局中去验证东方智慧。南怀瑾先生力行之后，留下辉煌的见证。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一书供分五章。在系统介绍南怀瑾先生经商之道的引子后，第一章主要结合南怀瑾先生倡导修建金温铁路，在投资理念、事业合作、资本运作、人才选择、企业管理和在逆境中推进等商业智慧。第二章则是对南怀瑾先生离世前10年面向商界的精彩演讲评析，譬如怎样看人生的价值目标？怎样看赚钱与花钱？怎样看企业、实业和事业等，给读者许多启发和思考。第三章主要介绍南怀瑾先生推荐的历史上的商界人物，如商人的祖师爷姜太公、儒商的鼻祖子贡、赞助秦始皇修长城的女富婆巴清等，南怀瑾先生推荐的商人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以国家民族事业为重，通商是为了兴国；二是有社会责任感，有爱心，能肩负历史使命；三是有非凡的商业智慧。第四章是介绍南怀瑾先生推介商界认真阅读学习的《大学》、《中庸》、《管子》、《货殖列传》、《诫子书》等历史经典，以及南怀瑾先生为什么推荐这些经典的缘由。第五章则结合现实，讲述世界著名管理学大师、《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和海南航空董事局主席陈峰、斯米克集团董事长李慈雄、中国电力董事长李小琳、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商界精英追随南怀瑾先生的感悟和体会，有一种榜样力量的昭示和特殊情结的解读。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在推荐序中说，林宏伟先生撰写的《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一书，从一个平时人们很少注意的立面介绍南师，丰富了南师的形象，让广大读者从中汲取到南师出神入化的商业智慧。这必定有利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向前发展，造福中华世代子孙。这就是这本书的特殊意义所在。新华社原副社长何东君先生认为，国学包涵的内容自然蕴含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商道。南怀瑾先生从浩瀚的国学中提炼商道，实践商道，兴修铁路，也就不奇怪了。南怀瑾先生之子南一鹏在推荐序中说：“懷瑾先生為商即為人事，但求利享眾生，有一人饑，如自己饑；金溫鐵路一事，利鄉民，利國家；唯其中人事艱險不下鑿山開路。內有資金參與者的反覆，外有資金運用者的錯失，加以人事權責利益之爭，此正是火中取栗，譭譽不計，修行之道也。商以私利為導，必因個人力衰而竭；若得眾利為輔，則可相互循還而盛。此亦天理，不出人情。此書于此多有著墨，尚望留心閱讀。世事多變，史實往往不實，皆因我執研判偏頗；金溫鐵路完工至今不出二十年，坊間已有數多不同傳言，如此以往，其面貌模糊可期；此書記載金溫鐵路開發過程和許多記錄，作者曾新聞從業，筆法紀實，可為後世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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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温州籍资深传媒人林宏伟编著的《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一书，正式由台海出版社出版上市。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一书以南怀瑾先生倡导建设金温铁路为案例，结合他面向商界的精彩演讲，推荐的图书和人物介绍，以及海内外商界精英的南怀瑾情结，全面详尽地讲述南怀瑾的另一种智慧——非同一般的东方商业智慧。作者在书中说，南怀瑾先生是一位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商界翘楚。他学识融贯中西，对西方经济学的造诣，使得他看待国学的高度一直具有世界视野。学无边界，商无国界，心有大爱，则智慧无边无界。南怀瑾先生的商业之路与一般实业家不同，是以中国传统商脉中的“义利”为基准，这和西方古典经济学书籍中阐释的“自私而利他”之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南怀瑾先生的从商之路，实际上是抱定中国传统的商业智慧，按照儒家积极入世的诲训，在现当代的全球化大局中去验证东方智慧。南怀瑾先生力行之后，留下辉煌的见证。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之一:南怀瑾的从商故事

一次亏损黄金万条的生意

　　1949年春，南怀瑾先生逃离内战，来到台湾海滨城市基隆，在一条陋巷中安顿下来。

　　南怀瑾先生是温州人，当时一些温州人与台湾有货物贸易，做货物运输，有船也有枪。他们知道南怀瑾在台湾，就找他一起参与做生意。于是南怀瑾和几位同乡一起创办了一家名为“义利行”的公司，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

　　义利行的生意开始还不错，后来合作者不听南怀瑾的劝告，盲目扩张。此刻内战正酣，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经营带来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南怀瑾不是主局者，尽管再三劝说合作者退而守成，最终还是没能说服。不久，他们的3条机帆船被国民党当局征用并在运输途中失火，南怀瑾和同乡的生意遭到毁灭性打击，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对于这次失败的生意，2004年9月，南怀瑾先生在上海给清华大学EMBA学员讲课时这样总结：“我也做过生意，也发过财，可是有个经验你们没有。我一夜之间，一万条黄金都没有了，要靠卖衣服吃饭。如果失败的经验没有，你们不要和我谈生意，不要和我谈经济学，因为你们不懂。”

　　南怀瑾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见过大场面，在而立之年又经历了生意场上的失败，这种体验使得他能够坦然面对得与失。入世的儒商需要具有很好的利他精神，取中国商道中的“义利”，才是对中国传统商业价值的超越。儒士入世，不为争权夺利，而是敬天爱人，在利已和利他之间寻求平衡之道，这才是时代的儒商。

　　经营的失败没有压倒南怀瑾，反而被他认为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他担心朋友赔了钱想不开，还专门准备酒菜，款待朋友并给其心理安慰。待人仁厚一直是南怀瑾的个人修为，儒家之仁在南怀瑾身上会时时得以体现，成为南怀瑾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投资股票和出版图书

　　1969年，为了更好地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南怀瑾先生发起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为了会务发展，他还创办了《人文世界》月刊。除了亲自为杂志撰写文稿外，也承担起经营业务。在台湾的几十年，南怀瑾先生虽然都是以教书和出版为主业，但只要有机会，他会不时显露自己过人的商业才华。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的股票市场还没有电脑，打电话也很难畅通购买，卖股票则要亲自去交易所，成交后第二天去办交割转让手续。那次南怀瑾先生投资股票生意，是因为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已去北京会晤了毛泽东，后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又一次去北京，当时台湾各界不知美国是否会与中国内地建交，以致股票天天下跌。当基辛格离开大陆之前的那天，南怀瑾就借了一些钱，叫学生李淑君去买股票。果然基辛格离开大陆后不久，发表谈话，一切尚无大变化。于是股票连涨3天，南怀瑾也因此大赚了一把。

　　对时局的精准把握和对未来走势的正确判断，是南怀瑾让人折服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南怀瑾先生不喜欢这种投机性的商事，但是出版社事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所以他会很好地把握投资机会，让自己和经营团队能够更加专心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事业。这件事也证明了，南怀瑾虽然一心钻研国学，但还是保持着在大趋势面前准确判断形势的商业能力。

　　南怀瑾先生用赚来的钱印刷出版了《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后经学生朱文光译成英文，由美国缅因州一家名叫山姆·维斯塔(SamuelWeiser)公司出版。后来又由英文译成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在各所属国正式发行。这本英文著作初出版时，在美国销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来越多，并陆续有多种译本出版，版税也越来越高，给南怀瑾先生的事业带来了物质保障。

倡导修建中外合资金温铁路

　　1988年，尽管移居香港的南怀瑾已过古稀之年，但他那颗热爱家国的心并未老去，依然想用毕生所学贡献国家。当家乡温州市领导上门拜访，邀请他牵头建设金温铁路时，南怀瑾义不容辞地担起了一个实业家的责任。他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即《对金温铁路的浅见》，向温州市领导建议：“要修建金温铁路，最重要的是海外资金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一家铁路公司，拥有独立经营的自主权，打破原有铁路必须由政府或国营企业经营的陈规。”

　　为了投资建设金温铁路，南怀瑾先生和他的弟子在香港专门注册成立了“香港联盈兴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1月12日，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成立，香港联盈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大股东出资4586万美元，占股80%。6天后，浙江金温铁道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南怀瑾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正式开工，南怀瑾被称为“金温铁路的催生者”1997年9月8日，金温铁路全线建成开通运行。在通车前夕，南怀瑾基于“功成身退，还路于民”的想法，将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在金温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地方政府。

　　金温铁路自1987年开始筹划，到1997年建成，历时10年。期间南怀瑾委曲求全，备尝辛苦，亲自参与对金温铁路整体规划、管理制度、经营方法、海外融资、股份制度、班子建设、领导方法、工程质量等过程，让金温铁路留下深深的“南董”印记，也为我们研究他的商业智慧提供了宝贵的实战案例。南怀瑾在自己的商业实践后留下了一个证明，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铁路行业，民间的经营能力是不可小看的。

　　金温铁路的建成是南怀瑾先生一生商业实践的辉煌写照。他不仅完成了宏愿，也实践了自己毕生的梦想。他觉得自己不仅仅要做学者，还需要积极入世，去济世救人，兴办实业，成为国家兴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商业生涯对于南怀瑾来说，恰是人生中起落的波浪，而金温铁路则是南怀瑾商业实践的成功典范。他认为，一生所学，必授于人，才是生命的意义。

　　南怀瑾认为，文化是立国之本，不仅可以兴旺一个企业，还可以推动一个国家兴旺。他年少时就秉持实业救国的理想，到了90高龄之后，依然满怀社会理想，一生未变。他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布道者，更是实业界的一面鲜明旗帜，是东方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现代管理精神完美融汇在一起的商业坐标。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之二：谈企业社会责任

　　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立面。饱读经书、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南怀瑾先生对修身立业、以商兴国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在《论语别裁》里说：“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如果把这句话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就是在告诫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带着“使命”去做事，多为公众设想，多做一点人事，这样才会有更大作为与收获。

　　南怀瑾先生还说过，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企业经营当然要和企业的生存环境相融相生。企业家不仅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也需要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贡献，毕竟环境是大家的。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经营的长治久安。

　　南怀瑾先生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智慧来强调。他不去引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条来说明，而是凭借自己浑厚的国学造诣，引用中国的典籍来诠释。因为这样的话语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同，而且还能够引人思考，原来我们老祖宗也有这么好的见解。

　　早在1987年的秋冬，南怀瑾先生还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首府周围。尽管他身在国外，离开祖国大陆已有三四十年，却从不曾忘记自己的布道使命，更不曾忘记自己实业兴国的梦想。那段时间，他时常为那些留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讲述祖国未来的前途，一些有意回国参与投资建设的海外侨胞也经常来听他讲课，讨教投资策略。

　　当时的中国内地虽然已经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仍然十分落后，物资缺乏，人民普遍都挣扎在温饱线上，正是百业待兴的时候，急需大规模的基础性建设投资，作为一个生在中国，却远离家乡的文人，南怀瑾时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背负的重大责任。

　　商业投资利润巨大的诱惑背后是与之对等的风险，因而，正确的投资理念是指导投资行为，控制投资风险，增加预期收入的重要法宝。南怀瑾先生在与留美学生谈到对中国内地的投资时，他结合当时中国内地的国情和和自身的经商经验，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投资新理念，即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必须具备四项理念和认识，即“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

　　从政治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是由无数公民组成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则是由无数“企业公民”组成。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企业公民不仅享有合法经营的权利，同时还肩负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对于企业来说，必须要有“人格”追求，唯有把“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精神融入到投资和经营的理念中，才能平衡个体与整体、企业与国家的矛盾，从而实现共同和谐的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在中国内地的确成为一个潮流。在这种大背景下，公务人员辞职“下海”成为一种热潮，同时港澳台胞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掀起了一场“回乡投资热”。在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占据主流的投资思想就是，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资源和储藏量相当可观的矿藏，再加上12亿的充足低廉的劳动力，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东风是什么呢？在许多人的眼里，无疑是技术和资金。只要你能带来技术和资金，肯定就能赚大钱。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规律不限制社会精英的发展，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先锋者铺路架桥，同时照顾掉队的人，如此才使社会富有活力。然而，当时中国内地却截然不同。从制度上看，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尽管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逐渐放开了经济发展政策，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经济环境与自由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天壤之别。此时的中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影子，政府政令对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再大的投资也会水土不服，并最终胎死腹中。此时能够提供社会观念支撑就是对改革最大的支持。

　　“国内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政令解释不一，而且法规矛盾”，南怀瑾先生很早就看出了矛盾之所在，并运用了十分恰当的比喻。在他看来，这个社会就好比是一个古典式大家庭，只要有新媳妇进门，那么，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长们便可以对新媳妇指手画脚。不管是太公太婆，还是祖父祖母，甚至是兄长妯娌，都可以要求新媳妇端茶送水，料理整个大家庭的各种事物。谁都可以当家，唯独新媳妇不能，他们还可以说了不算，互相推卸责任。所以，最终的结果无外乎两种，新媳妇要么被吓跑，要么沉默寡欢，最终积劳成疾，抑郁而终。实际上，这种结果不管是对“新媳妇”来说，还是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一种损失，但彼此之间的这种矛盾又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究竟该如何消弭这种矛盾，并实现投资经营的顺利与成功呢？

　　在这种背景下，南怀瑾先生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的投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投资是完全利益化的，但这样的投资理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有入乡随俗，处处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着想，才能在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赢得国人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实现双赢的共同目标。

　　中国大陆积极号召港澳台胞以及海外华侨投资，其本意是需要真实投入的资金与进步的精密科技，而并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本万利，如果抱着一本万利的想法去大陆投资，无疑是从耕夫手中夺牛，从饥渴之人的手中抢夺食物，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一步错就会导之步步错，最终会被国家的经济现状逼进死胡同。

　　作为中国人不能忘根，更不能忘本，在祖国经济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这本就是一种责任。从投资角度来看，唯有入乡随俗，抱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为人民谋福利，才能在大陆投资中融入民族经济的命脉，从而最终实在企业与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这就是南怀瑾的认识和理念。

　　从创办“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到投资修建金温铁路，再到开设太湖学堂，南怀瑾先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自实践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并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了该投资理念的可操作性和正确性。让商业的价值在有形的价值之外实现自我超越，让商业的智慧在一条不断超越的道路上前行，而不是小格局中的精心算计。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之三:谈创业的理想使命

　　在金温铁路建设的历史上，曾开工3次，停工3次，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未能建成通车。浙江人民企盼百年的梦想，一直因为资金不足的问题，停停建建，建建停停，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心结”。在这种背景下，年过古稀之年的南怀瑾先生毅然担当起家乡的“圆梦人”。

　　金温铁路建设难度大，收益慢，这是众所周知的。南怀瑾也说，“修铁路，是傻瓜才做的。以国内现在的种种条件，一条铁路修成要好几年的时间。至于收回成本，快则10来年，慢则20年。而要赚钱那就是30年的事了。投资铁路，要想赚钱的话，除非神经病，疯了，才会干”。既然如此，南怀瑾先生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

　　实际上，南怀瑾先生成立铁路公司的真正目的是回馈社会。所谓取之于社会，还要用之于社会，这是他的理想，也是做公司的目标。他曾经多次致函金温铁路开发有限公司的同仁，要他们清楚他的思想、目标，以及公司发展路线。

　　南怀瑾先生究竟要修的是一条什么路呢？很多人理解不了，或者不能完全同意。他曾引用宋儒张横渠的4句话来为他的理想做注解，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个理想，南怀瑾先生曾做了很多积极有益的事情，如促成“汪辜会谈”，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创办太湖大学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倡导建设金温铁路只是其中的一件。

　　1992年11月18日，金温铁道公司成立，南怀瑾在公司成立仪式的贺词中再次强调，“在我个人的理想与希望来说，修一条地方干道的铁路，不过只是一件人生义所当为的事而已，我们真要做的事是要为子孙后代修一条人走的道路，那是大家真要做的大事业。”简短的“义所当为”一词，很好的诠释了南怀瑾在建设金温铁路过程中所背负的“使命感”。

　　合作建设金温铁路从1988年开始洽谈，到1991年底获得国家有关部委批准同意，1992年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在温州成立，耗费了三四年时间。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沿线5个地点同时正式动工。那一天，到各现场观礼的沿线百姓达十几万人，这是老百姓自发参与的热诚体现。可见企业家做事只要怀有使命感，对国家社会有意义，自然有人响应，因为它代表着人心所向，能聚合无穷的力量。

　　有人问，为什么有的人能力大，实际的收益却很小？为什么有的人似乎无所不知，到头来却无所作为？为什么有的人腰缠万贯，却没有相应的社会声望？答案就是——“缺乏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在经营中只想到“利”，忽视了“义”；只想到“我”，看不到“他”；只想到小，丢失了大；只想到今天，照顾不到明天，因此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混迹，无法在事业、人生等格局上有新的突破。

　　在商业投资上，南怀瑾始终立足长远。他说，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可以修得成铁路，有些铁路迟迟成不了是人为的不肯做、推托。铁路不是修不成，引用孟子的话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南怀瑾经常引用“志心于道义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来形容那些怀有使命感，不为己力，不为私欲，真为天下利益，对于将来个人的有名无名，有功无功毫不考虑的人。

　　古人云：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不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乃至企业、个人，即使再穷，只要有责任心、使命感，都会成为贡献一己之力的。南怀瑾多次重申投资金温铁路公司不是为名为利，是为了使命。他谆谆教导后人在经商过程中要始终负有使命感，只要真正为社会、国家设想的，一定做得起来。

　　带着“使命”去工作，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许多时候，内心的格局决定了人生的大局，差异取决于一念间。做人需要责任感，而做企业则要有一种使命感，有使命感的公司才能焕发出生机来。否则，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或者为了挣钱而挣钱，企业很难做大做强。商业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利润，公司的责任在于创造财富。只要你有能力追求利润，创造财富，而又不忘记社会责任，那么公司的声望自会蒸蒸日上。这是南怀瑾先生的商业智慧的亮点。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之四:南怀瑾谈合作共事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能源的竞争无处不在。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又是要求广泛合作的时代，合作才能发展，合作才能共赢，合作才能提高。整合资源，合作共赢，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更是这个时代的选择。很多事情的成功都在于合作，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一位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时，问他21世纪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科学家回答：是合作精神。可见合作精神是何等重要。

　　合作是指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工作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然而，怎样做好合作却是一门大学问。南怀瑾先生是一个很懂得合作精神和合作意义的智者，在倡导建设金温铁路的日子里，他要与浙江地方政府讲合作，要和外国银行财团谈合作，还要和工程指挥部和施工单位搞好合作，甚至是内部团队成员，都是他的合作对象。正因为有着力量强大的“团队合力”，以及那种弥漫于企业的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使合作双方共克时限，共赢商机，提振信心，共同发展，完成了前人多次未竟的金温铁路建设大业。其间南怀瑾先生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积极处理好与合作方的关系，推动事业前行的言行细节，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处事细节，以感恩之心善待合作者

　　俗话说，“地低成海，人低成王”。成功的合作从来都不需要个人英雄。尽管南怀瑾先生是名闻遐迩的著名学者，金温铁路的“催生者”，当初是应邀“牵头”建设金温铁路，但在与各方合作过程中，他从始至终都保持着谦和的合作态度，虚心向行家请教不清楚的问题。

　　1988年12月24日，南怀瑾先生在香港接待了来自温州政府的章华表与陈敬之两位年轻官员，他们带来了温州市政府领导的函件和金温铁路的详细资料，真诚恳请南怀瑾先生能够牵头倡导修建这条反复停工至今仍不得建成的铁路。面对有求于自己的乡人，南怀瑾先生没有一丝高高在上的架子，更没有身为长辈的威严，而是像一个谦虚好学的小学生，与大家共同探讨铁路修建问题。在讨论具体修建工程时，南怀瑾始终扮演着一个协助者的身份，谨慎地提出问题，谦和地解答大家的疑问。

　　会谈中，南怀瑾先生问：“铁路的建设是温州9县加上其他多个县所期盼，其实这也是孙中山老师的理想。如果铁路完成，以后再能通福州、南安沿海而下广州，西接云南，则整个沿海的效益就很好了。但我们先谈这里的建设，有哪些问题呢？”尽管只是会谈中的只言片语，但字里行间却不难看出他诚恳的合作态度。

　　尽管南怀瑾先生出生在温州，但毕竟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对于今日铁路建设沿线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一直多听少说。良好的合作态度使得这次会谈十分愉快，更重要的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经大家商议，推算出金温铁路的投资资金估算为8亿人民币。从1988年开始商议合资修建金温铁路，通过3个年头的公文往来，到1991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南怀瑾先生和浙江省政府双方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谈判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91年10月，南怀瑾先生致函当年分管此事的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邀请他带队到香港签约。信中特别说明，此行邀请诸位往返旅费(包括飞机票等)及旅居费，可由敝公司负责。和现在许多招商企业相比，完全是一种反客为主的姿态。也正是这种态度，不仅展现了南怀瑾先生高风亮节的合作姿态，也让我们看到金温铁路建设的成功奥妙。

　　这种凸显真诚的细节，连接着整个合作的过程。1992年5月18日深夜两点，南怀瑾还特地给第二天将在上海和浙江洽谈合资建设的李素美和李传洪姐弟俩发传真，嘱托他们既然成立了合资公司的办事处或筹备处，在给各阶层的职务和职责的待遇方面，决不可小器，不可马虎。各职级的权限和薪资待遇要照中外合资办法规定好，做到“官中府中”“俱为一体”，讲好了哪天成立就从哪天算起，合资公司账上没钱由自己所在的香港联盈公司已汇过去的账内先行填发，将来再归金温铁路账户计算。不要只顾眼前，还要看发展。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是南怀瑾的一种处事智慧。他不仅乐于帮助他人，而且对有求于自己的合作方的努力也是给予积极鼓励，甚至感谢，就连对自己的员工或弟子，也常怀感谢之心。1993年初，万学远出任浙江省长时，特地致函向南怀瑾先生问好，并说会尽全力使金温铁路的工程向前推动。按说这也是一省之长的分内职责，但南怀瑾先生不这样认为，而是把其看做对合作事业的关心和支持。2月11日深夜，南怀瑾先生回函致谢，称金温铁路有老师(指万学远省长)垂注，必可指日成功。老师高谊，唯有谢谢而已。

　　在1993年8月20日，南怀瑾先生给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并转常务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董宏、副董事长兼总指挥杨国章的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内部团队的一种合作谢意。南怀瑾先生在信中说：您一路行踪，随时有传真回报，均已一一收到，且感善于受命，详于处事，慎密周到，殊足为今时散漫之表率，且感且谢，并免我悬念不安之情，至以为慰。同时，南怀瑾先生还让侯承业代向杨国章、董宏，及沿途诸位上下领导，并勤奋劳工者致敬。儒家讲究“谦谦君子”，所倡导的也是“以和为贵”，此时的南怀瑾已是七十多高龄的德高望重者，但他始终坚持着为人处世的君子之道，以谦和感激的心去善待合作共事者，这在无形之中减少了各方合作之间的摩擦与矛盾，推动了合作事业的成功。

共事原则，注重维护合作者的信心和威信

　　依照合资公司规定，签订合同后3个月内，第一期资金到位。但是在合约尚在讨论修订并未签订时，南怀瑾先生就让所在的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将1000万美元汇到温州办事处。当时合约规定，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占80%股份，首期注册资金按15%计算，仅需要688万美元，可见南怀瑾先生的合资态度和决心是很大的。在南怀瑾先生的推动下，原本只需要到位172万美元的浙江省政府，也于1992年10月16日准备了287万美元。经费有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可以向前推进了。

　　1992年11月8日，浙江金温铁道公司在温州市瓯昌饭店成立。港方代表、浙江省、温州市等地方领导都出席讲话，仪式隆重热烈。

　　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在丽水、缙云、温州、金华等五地举行开工仪式，数十万民众自发前往参观，拍手相庆。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也在丽水市莲城饭店召开，此事可谓举世瞩目，轰动四方。可是又有多少人能明白其后面的无奈？

　　云里烟村雾里山，看之容易做之难。开工仪式后，南怀瑾先生提笔写下了给金温铁道开发公司同仁的一封信，信中明确地说：以上两次活动,皆为配合浙江省政府方面的需要而先行动作。因为当时公司人员对金温铁道公司本身的宗旨、业务、组织、管理与目前的工作认知，及其指标都模糊不清，外界更不清楚。南怀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在信中说得很清楚。

　　一、我们为什么在还未完全与浙江方面沟通议定之先，便立即决定先行汇拨1000万美金到温州？这是为了坚定浙江政府的信心，不要相互猜忌，永远停留在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犹如小儿博弈，互相对猜，岂非天下笑话。故必须按现代商业成规，是以传统文化的信义为先，胆敢先行投资进去，才打破僵局，促使金温铁道公司的提前成立。

　　二、为了维护浙江省的威信，希望不要存有不必要的分歧意见。所以，在香港的匆匆签署可行性报告，及在上海又匆匆签订合约，及在本年11月18日的开幕、12月18日的开工等，完全由于善意维护省政府尊严，但也不希望有什么特别的谅解，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三、不管如何，金温铁路总算在仪式上已经开工了。大家亲自看见数万人民自动自发的庆祝大会上，已经得到应有的鼓舞与安慰。

　　众所周知，由于建设资金紧缺，金温铁路曾多次停工，尽管浙江政府在筹备金温铁路建设方面一直都比较积极，但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免会底气不足，信心不足。作为合作者，南怀瑾先生深知这一情况，为了给浙江政府信心，在没有达成共同协议的情况下，他便先行投入1000万美元，这种合作行为十分难能可贵。

　　俗话说，人无信而不立。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合资建设金温铁路，南怀瑾先生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企业，而是国家政府，不管是从商业的合作者角度来看，还是从政府的公信力来看，其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浙江政府的声誉一旦受损，就会严重影响金温铁路的建设计划，甚至会导致一些人打起退堂鼓。正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南怀瑾先生十分注意维护合作者的声誉，哪怕是自己多担一些风险，多做一些工作，也在所不惜。

　　南怀瑾先生这种处处为合作者着想的做法，在金温铁路建设中表现得特别感人。前述的1992年5月18日南怀瑾在给李素美和李传洪姐弟俩的信中，南怀瑾也提到，这次与省方签约，以前大家都无成规可循，更无经验，实在太匆促，有缺点太多。但最大要点，当时为顾全省方来人，如柴省长、刘书记等在国内的前途与声誉，宁可马马虎虎签了，使他们回去好交差，我岂不知麻烦在后头。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设身处地为对方排忧解难，处处为他人着想却又不奢图任何赞扬与回报，是南怀瑾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消除合作者彼此之间因为立场、观念、背景等不同而造成的摩擦与矛盾。金温铁道开发公司提前成立，铁路建设工程提前开工，合资协议条件还没有成熟就签订，这都是南怀瑾为了维护合作者的声誉和威信的运作，牺牲自我的目的是为了给浙江省政府吃一颗定心丸，让合作者安心了，更好地推进合作事业。

学会妥协，忘小嫌而顾大局

　　金温铁路建设几上几下，困难重重。合作各方由于思想理念、立场利益等不同，在工作方法、行为习惯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意见，如人事安排分歧、投资框算调整、美元汇率平衡等。南怀瑾曾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好处，就不必自吹自擂。但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意见很难融合，猜忌太深，自我太深。

　　那么，该如何来处理这些矛盾纠纷呢？南怀瑾先生的意见是：“现在我们既为了一个目标，如何做好金温铁路，造福人类社会人群，要心心相印，忘小嫌而顾大局，团结力量，争取成功，便是第一要义。”

　　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大付出？1997年8月9日，在金温铁路建成后的董事会上，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代表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发言时说，多少年来，南怀瑾先生为了铁路的修建，委曲求全，每次遇到合作矛盾和纠纷，都为大局而勉强同意。他举例说，1993年，南怀瑾先生请他做金温铁路总顾问，沿金温铁路线，忙了3个月，完成了向美国摩根斯坦尼银行的境外贷款，年利息为6%，分10年还清，由中国银行担保，浙江省政府反担保。等到美国银行核准，可是中国银行说不能担保，这就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三家合资，两家是公家的，只有南怀瑾一家是私人的，他可要负责他股份内的责任。他有意见，不得已只得忍了。

　　侯承业在会上强调指出：“(铁路建设过程中)预先计划不去执行，跟着缺钱又不去开源节流。南老虽然不是大企业家，但他说，为什么可以抵税的进口材料而不去申请呢？为什么不可以将公司取得的1500亩土地去开发卖出而生财呢？现在可简单，钱不够就增加概算、调整概算。1995年7月开董事会，将原来的15亿调高为2107亿元。他不同意，大家去香港向他老人家报告、说明，为了大局，他勉强同意了，说过下不为例。如今两年来未开董事会，要调高了，才通知他来盖个橡皮图章，这已是不合理、不合法了，他能不生气吗？”

　　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南怀瑾的香港公司投资的是美元。当时人民币和美元兑换比例是12∶1，可钱在公司账上却没能换成人民币，最后外方提出来，公司有关人员却说有合约，只能以58∶1兑换，是固定的汇率。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再如公司股份调整时，原先投入取得的土地等增值资产都不做评估，只按原价值计算，南怀瑾先生也不计较了。不是他不懂，也不是他没意见，而是他想把合作的项目做好，为了大局放弃了个人私利。要放弃这么大的利益，需要多大的胸怀？

　　《论语》云：“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子所不欲，勿施于人。”南怀瑾深知，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强加在他人身上。建设铁路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这与白手起家的创业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所谓万事开头难，在合作过程中更需要推己及人，体谅他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力量，早日把铁路建成。在整个金温铁路的建设过程中，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南怀瑾先生一直都十分注重维护合作者的信心与声誉。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之五：谈资本运作

　　1988年底，南怀瑾在和家乡来人谈论金温铁路建设时曾说：现实世界的事，都是要资源和人力结合才可成功。从中运用资源和人力的，便是用来沟通流动的货币——钱。有句古话说得好，“无钱休入众”，现在我们需要的更是钱。过去7次未成，也就是缺一个钱字。金温铁路能否建成，钱是关键。南怀瑾并不是大企业家，他答应投资建设金温铁路时究竟有多少钱？这钱从哪里来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人的疑问。

　　1992年9月10日，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李素美、金温铁路合营公司董事陈定国、王伟国到杭州洽谈金温铁路项目时，南怀瑾先生通过录音让他们带话给浙江领导说：(大家)第一担心的大概是钱，你问我钱在哪里？告诉你不要担心，既然我答应了就要做，世界上的钱是人找的，至于其他的钱贷款向哪里贷再讲。

　　其时，南怀瑾先生是胸有成竹，他有一系列创新的资金运筹设想理念和操作方案。

　　南怀瑾先生曾说：“国家不怕穷，就怕人们贫穷的观念不转变，人民的观念主导着一切。如果开放过早，中国就会变成地方诸侯经济，老百姓就会一切都向钱看。中国只有一步步计划开放，集体制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巨大的利益，那样，中国就会真正走向富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有与时俱进的现代观念。

　　作为一个时代的智者，南怀瑾先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财富时代转变观念的重要性，他十分明白，在企业的现代化经营过程中，有时候观念的确比资金更重要。观念上落后一步，便会步步落后，从而最终丧失发展的先机。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人，不仅要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还必须带头转变观念，从旧有的观念和制度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束缚，创造出一片新天地。为了建设金温铁路，特别是筹措建设资金，他呕心沥血，设想过许多方案。

　　早在1988年12月，温州市计委主任章华表和副主任陈敬之第一次到香港拜访南怀瑾时，双方就合作建设金温铁路进行交谈。当时南怀瑾先生就提出成立铁路银行的设想，希望以信用社的形式成立铁路银行，加快资金周转，发行股票，存放款。

　　1989年，浙江省驻温州办事处处长李景山前往香港和南怀瑾先生商谈金温铁路投资建设时，南怀瑾先生就指出：投资铁路就犹如播种种子，这个周期是很长的，只有到了铁路建成的那一刻，才可以逐渐收回新种，这是一个相当于抛砖引玉的做法。所以，在准备开工建设铁路时，就应该采取资本主义股票上市，以及与社会主义大胆合作的双重办法，鼓励那些铁路沿线的人们来购买股票，逐渐使这个铁路公司成为地方性的人民的公司。

　　在谈话中，南怀瑾先生还提到，与其求人不如求己，何妨设计向全线利益所及的28个县，1295万人口，自动自发如宗教性化缘募捐，各输一日所得，或一月所得，甚至发行预购股票(不是公债)的办法，筹集资金。引进外资(侨资)合作，成立铁路公司，首先辅助金温铁路全线所经的乡村或县市，预计必须设立站头的重点地区，给予工农商业小额贷款，把地方经济活跃起来。然后，结合全线所经过的全民力量，分段开工，辅导协助修建铁路。

　　1991年11月8日，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和计委主任章华表到香港拜访南怀瑾先生，南怀瑾先生又一次提到，这条铁路开工了，我要力争由省里、温州、我们三方面合起来，我要弄到股票上市。上市不是资本主义做股票的办法，我们要卖给沿线的老百姓啊！换句话，我们铁路完成了，这条铁路不是归我们的，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但这个公司还存在，这个公司等于整个公家的，温州市或者浙江省同老百姓合作。我倒可以退出来，只要事业做成功，成功不必在我呀！

　　南怀瑾先生还说，我们要做生意赚钱，拿一亿多美金在香港玩金融，半年以内，若运气好可以变成二三亿呀！不必跟着玩20年，以后再收回投资铁路的成本。修铁路是做社会福利，那就不是做生意的道理了。可是我们要把做生意、做贸易的精神放进去。在这次谈话中，南怀瑾先生提到，当初温州同乡来谈金温铁路建设时，他曾让订一个上海船用码头，结果对方没有眼光，没有气派，不给订。如今已经涨价三十多倍了。无论是做生意也好，为国家也好，涨了总是好事。他认为国内干部的观念现在还要变，大家做干部，做公务员都做习惯了。替公家办事，没有现代思想了。

　　南怀瑾先生指出，国家开放了，如果人们只学会了擦口红、穿西装、打领带这些表面东西，而本质的观念上却没有改变，那么国家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有良好的法律和道德来规范约束，那么人们必定会养成良好的习惯，传统观念也会随之改变，那么，不出十年，国家就会有大的发展。

　　南怀瑾先生还说：“有许多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因为有这些创新的理念支撑，后来才有南怀瑾先生倡导金温铁路建设的新篇章。在资金运作方面，南怀瑾先生也希望通过创新来实现。他的第一个创新设想就是海外融资，向国外银行借贷来修建铁路。

　　根据1990年2月25日浙江省铁道公司和香港联盈兴业公司签订的中外合资经营金温铁路的协议书规定，合资公司投资金温铁路的总额初估为1·63亿美元，注册资金不少于总额的1/3，约5433万美元。出资比列：浙江20%，外资80%。注册资金以外的1·0866亿美元贷款资金，以合资企业担当债务人，向海内外银行贷款。1992年2月26日双方正式签约时，投资总额调整为1·72亿美元，注册资本为5733万美元，注册资本以外银行借款11567万美元。

　　在最初的合作意向书中，浙江政府希望外资方能在境外筹措80%的贷款资金，贷款的各种费用加利息在内，年利率不超过6%，还款期在10年以上，宽限期不少于4年。在此条件下，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报，要求国务院特批，由国内银行对外担保，并由浙江省政府反担保，合资公司以自有资产向浙江省作抵押。在正式合约中，还款期调整为15年，宽限期5年，年息及以中国银行向境外贷款银行担保等原则不变。

　　伴随着现代企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加快，各种创新也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创新不但是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更是一个国家屹立于民族之林的强劲后盾。没有创新，我们的企业就走不出“国门”，更遑论走向世界。但怎样创新，也是一个需要用商业智慧去解决的难题。在今天看来，到海外融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当时思想相对保守的时代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开拓。

　　南怀瑾先生为此组织成立贷款小组，并与国外银行进行联络谈判。他们先后与法国、瑞士、美国等多家银行联系探讨贷款事宜，最后，在诸多海外银行中，选中了美国摩根史坦尼银行。为了获得这家银行的贷款，南怀瑾先生又带领手下做了大量工作，并最终取得美国摩根斯坦尼银行核准12亿美元贷款。遗憾的是这笔贷款最后由于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不肯担保而放弃。

　　在金温铁路修建过程中，南怀瑾先生还创新提出发行股票的建议。1992年6月10日，铁路公司进行开会研究，完全采纳了南怀瑾的意见，初步确定发行A种记名普通股票，每股面值10元，计3000万股，分三期公开发行，每期发行1亿元。第一期为合营公司成立一年以后，铁路部分资产已经形成；第二期在金华至缙云或丽水段建成经营时；第三期放在全线基本竣工即将投入营运前发行。

　　这一次，南怀瑾先生同样做了大量工作，这个结论也取得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协调支持。此外，他还特意托人请美国丹佛市和西雅图市两家投资公司的专业人员对金温铁路做了上市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在美国上市，并且预计能吸收大约7000万美元的资金。尽管如此，很多人并不认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并不深入，国内股份试点改革虽已加快，但股票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其发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金温铁路发行股票必须跟着整个国家的形势走。发行股票上市的事在今天看来，是可行的，但在当时也只能慢慢设想，逐步实现。

　　南怀瑾先生听闻此信息后，又提出了新想法：那就是准许发行金温铁路储蓄券。一则可以吸收温州等地过快发展的个体户游资，以安定社会经济。二则使铁路建成之日，即将该铁路归之于国家人民所公有。此设想筹资让后来被温州市政府移用。温州市为了筹措金温铁路配套设施建设资金，意欲通过募捐和发行奖券来筹集资金，使之与金温铁路同步建成，发挥效益。然而在组织、宣传的实施过程中没有说明清楚，致使部分人士将配套设施与金温铁路本身之建设混为一谈，不少陌生人的给南怀瑾打电话，纷纷告诉南怀瑾说自己也帮忙捐修了铁路。来电的有温州当地的个体户，也有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尽管有人捐钱并不是坏事，但此事对南怀瑾和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来说却造成误会，让人怀疑南怀瑾没有钱还倡导修铁路。最后，温州市政府在1993年3月20日的《温州日报》发表马云博副市长答记者问，声明筹措资金之动因、名义、用途，才使事情得以清晰。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之六：谈企业人才选拔

　　管理之道，惟在用人。古今中外，治国也好，治企也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才是事业的根本，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真理。如修长城，人才就是基石；如建大厦，人才就是栋梁；如想把企业做大做强，那就必须重视人才，人才就是成功的保证。

　　1992年9月18日，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请示终于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期间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召集项目主要人员和公司董事等在杭州召开会议，商谈铁路建设的具体事宜。此时七十多高龄的南怀瑾，尽管心想亲自参加会议，怎奈力不从心，于是便专门录制了会议讲话，委托李素美等人将录音带到会场播放给与会人员听。在录音讲话中，南怀瑾先生说：“现在我们担心的，也是许老(鸣真)前两天在北京打电话讲的，包括李素美这方面担心的，还是人的问题……”

　　南怀瑾先生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在推进各项事业中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择和使用，对选人用人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标准。

选人要则，有贡献社会心情

　　南怀瑾先生对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有什么要求呢？他在录音讲话中说：“根据契约，由我们找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还有下面几个部门，老实讲到现在心里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今天叫李素美来，我在电话里也和许老讲推荐人的事。我一辈子相信人、考察人，无所谓你我的人，也无所谓大陆人、台湾人、海外派来的人、资方的人，或者劳方的人，都没有这个概念，天下惟人才而用。”

　　不分东西南北，不论海内海外，只要你是人才，我就使用，这是南怀瑾先生的基本用人理念。南怀瑾先生有四子二女，孙辈更是人丁兴旺，长年生活在温州的就有二个儿子和好几位孙辈，但在金温铁路建设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中，南怀瑾先生始终没有委派一个家人参与其中，相比现在一些家族企业“唯亲是用”的人员安排，其“惟人才而使用”的境界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对于领导人才的基本要求，南怀瑾先生多次与人讲到管仲告齐恒公言：唯敏捷与果断，成为事之要着。唯此两点，岂止天下大事必须如此，人生些微小事，亦难离此。这就是说，无论是治国大事，还是居家小事，动作要快，判断要果断，这是担任领导人很关键的两个要素。

　　作为当今时代的领导人，南怀瑾先生还强调视野要开阔，知识要渊博，能以小博大。他说，作为一个领导人，头脑要灵活一点，懂一点现代化，懂一点国际贸易，懂一点国际开发的应用。用钱跟用兵一样的，会打仗的人呀，会以寡击众，以弱击强。我有1000元钱，我要做到10万块钱的生意，才有本事。一毛钱没有能做了事叫本事，不要有100万还只做了30万的生意，那是最笨的人。

　　南怀瑾先生认为，自己兼任金温铁道开发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是不得已之举，是因为金温铁道公司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首创的铁道公司，是由海外商业投资和国内省政府的合作，同时更有台湾同仁方面的乡土感情的援助，至少在国内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公司模式。即使在国外，也没有如此模式。

　　南怀瑾先生曾分析设想，假如聘请一位在海外创业投资经营的专才担任总经理，人家既有现成事业，在商言商，谁肯来干半属于社会福利的专业。如聘请没有经验，白手起家，凭空创业的人，纵使工商业学识渊博，管理学位高，我们亦不敢贸然把铁道公司拿来做他的试验课题。他说，我也默默观察海外人才，既有学识，又富有经验的人，往往自视甚高，对于与国人相处，常缺乏谦谦君子风度。这是我所最不放心、最所顾忌的要命之处。并且会认为我们的铁道公司，只是一个省份以内的地方铁道公司，地位分量，也不过如此而已，未必愿意俯就。

　　南怀瑾先生还讲到，自己这一代，在四五十年来的夹缝时代中，所产生的知识经验、生活习惯、法令规章，甚至言语表达意识形态的沟通，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无可避免的异同，所以始终在求贤若渴中，慎审人选的推荐，借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产生，以免因小失大。他认为金温铁路既不是政府的政绩工程，也非常规的经济投资项目，而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前路困难重重，因此，“要有贡献社会的心情”，成为南怀瑾选用人才的最重要条件。

　　在录音讲话里，南怀瑾先生还特地举大禹治水在外9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忙得这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的心情，要求大家明白，修铁路不是为他做，也不是为公司做，是为社会做。更不要分中方资方，凝聚力量把事情做好，这才是高明的办法。

用人原则，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尽管南怀瑾先生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注重选用人才的人品、道德、能力，但也十分注意考虑人才的意愿和处境等因素，主张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从他对金温铁路负责人的选择，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修建铁路是一项大工程，就好比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要想上阵打仗，没有一个出色的统帅是不行的，对于总经理人选，不但南怀瑾先生重视，台湾、北京等方面也很关心。在南怀瑾先生身边，其实也不乏这方面的人才，南怀瑾先生曾考虑过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人选，包括时任正大集团副总裁陈定国、香港实业家蔡世亮、时任浙江省计委副主任陈同海，以及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学生包卓立，但最后他都没有选择他们，而是选择了许鸣真推荐的董宏。这又是为什么呢？

　　南怀瑾先生这样说：选择陈定国会影响到正大集团，正大集团的大老板谢家兄弟，他很尊重，他们有为世界上做福利善事的思想。陈博士帮他们，老板伙计，相待一家，陈博士帮了正大集团，正大集团发挥了陈博士的长处，我把他挖过来，虽然陈博士表示老师(南怀瑾)要他做事，不谈什么待遇，但南怀瑾还是没有选择陈定国。南怀瑾先生认为，挖人墙脚不合适，让人带兵打仗不讲报酬待遇也不妥当，更主要的是陈定国当时在合适的岗位做合适的事。为此，南怀瑾先生聘请他做董事，可以帮助金温铁路建设做事，但没有请他来做全职工作。

　　谈到蔡世亮，南怀瑾先生认为以蔡世亮的才能，也很合适做总经理。但蔡世亮本身就是个大老板，当时他是香港叱咤一时的股坛高手，一度拥有“海裕国际”、“海晖”和“百乐门”三家上市公司。综前所述，他本身就有自己的事业，在商言商不合适。南怀瑾先生还看到，蔡世亮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有贡献社会的思想，在家乡福建办学校，修房子给穷人住，默默无闻做了许多好事，在国内也捐款做了许多好事，所以让他放弃自己的事业也是一个问题。南怀瑾先生也聘请他做董事，参与帮助做一些事务，如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原计划修好金温铁路后，与福建合作修建温州到福建的铁路，其合作意向书就是蔡世亮出面签订的，同时出资100万元给福建做前期工作。

　　陈同海最初是浙江省计委分管铁路建设的副主任，南怀瑾先生在与浙江方面谈判时虽然也开玩笑说他这个宁波佬，会贡献温州利益，却不肯把宁波利益让出来，但对他印象不错，认为也是总经理的合适人选。但当时陈同海到宁波当市长去了，自然也有困难。

　　南怀瑾先生还提到时任金温铁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杨国章，南怀瑾先生眼中的杨国章也是一员干将。金温铁路从开始洽谈到后来基本建成，杨国章一直是浙江方面的代表人物。南怀瑾先生认为杨国章脾气大，这既是他的毛病也是他的优势所在，正是因为有脾气，所以为人直率，有气魄有能力，尤其是有一股敢拼敢干的勇气，基于此，南老推荐他担任副总经理，具体负责整条铁路的修建。事实证明，南怀瑾先生的选人用人技巧确实是禁得住实践考验的，在后来的铁路建设中，春节时杨国章冒着大雪依然坚持修路，还专门组织了修路大会战，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所以，南怀瑾先生在许鸣真面前称，铁路非此人不能上马。

　　最后，南怀瑾先生选择了许鸣真推荐的董宏。董宏原是中央领导的秘书，在北京人脉很广。南怀瑾先生选择董宏时仅见过一面，他认为“董宏交际方便，有头脑、有才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南老建议董宏来领班，虽然任命为常务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实际上是代总经理，而让杨国章和王伟国两人全力配合。

　　1993年2月17日，南怀瑾先生给董宏、杨国章和王伟国三人打电话。在电话中，他以慈祥诚恳的态度勉励三人要像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一样，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开诚布公，有什么话不要藏着掖着，一定要敞开心胸说出来，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在电话中，南怀瑾先生说，建设金温铁路无疑需要大笔的资金支持，尽管南怀瑾先生已筹措了启动资金，但后续的资金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能否顺利及时拿到银行贷款直接关系着金温铁路的建设进度。为此，他把这个重任交托给董宏，鼓励他向中资银行贷款，到省里去讲，到中央去讲，大家商量，讲得通的。

　　在安排铁路建设的人事安排过程中，南怀瑾先生始终坚持任人唯才，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他推荐的人不多，仅让自己熟知的老朋友许鸣真担当全权代表，帮助沟通上下左右关系。后因为向国外银行贷款需要，请侯承业出任总顾问，帮助考察沿线工程，准备繁琐复杂的贷款文件。许鸣真早年肄业于香港达德学院经济系，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负责人、国防科工委纪委专职书记，是第十三届中纪委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其子许永跃时任陈云秘书，对推动金温铁路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侯承业曾是美国交通部工程师，在美国成功预测了圣海伦火山的爆炸；在台湾将水力用到翡翠水库，说到侯承业在台湾可以说是无人不晓，而且他有过1000多公里铁路建造实践经验，南怀瑾先生邀请他出任金温铁路总顾问，仅通过3个月的努力，就落实了美国摩根斯坦尼银行12亿美元贷款所需要的资料。可以说，都是金温铁路建设的有功之臣。

　　金温铁路的建设班子可谓个个都是精英，在后续的工作中，南老还多次给董宏、杨国章、王伟国等人提出了不少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设性意见，并嘱托三人一定要齐心协力，把金温铁路的各项事务办好，把铁路修好。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让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能动性，是金温铁路修建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南怀瑾先生“惟天下人才而用”的重要智慧结晶。

待人法则，多一些人情味

　　对于金温铁路这样的大工程来说，人员的薪资待遇管理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于员工的待遇问题，南怀瑾先生一向主张要看得长远，只有待遇高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证金温铁路早日完工。经过慎重考虑后，南怀谨先生将这项工作交给了王伟国，要他研究出一个合适的薪酬制度，不仅要考虑到未来工资上涨的因素，还要顾及薪资水平的合情合理，这对金温铁路建设吸引优秀人才参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但注意选好人、用好人，而且以人为本，注意照顾员工的日常生活，是南怀瑾先生人才智慧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企业经营也是如此，只有获得人心，才能凝聚力量办好大事。人心都是肉长的，优秀的领导者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一些带有“人情味”细节，往往会给员工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积极的作用。南怀瑾在这些方面也是十分讲究的。

　　1993年1月21日夜，南怀瑾先生特致函给金温铁路施工总指挥杨国章。信中说，有关铁路工地情形，及参与开路者的热情诚意，大家忍寒耐苦，不顾家族团圆，不畏天寒地冻，众志如一，使我闻知，常有热泪盈眶之感。可惜关山阻隔，我未能亲自到各地前线向所有劳心劳力者，泥地叩首，更为遗憾。为此，特电嘱王伟国代我设法聊送一份诚意表示感激之情，敬乞见谅。

　　1993年底，南怀瑾先生对各级指挥部的同志们在春节冒雪坚守岗位的精神，深为感动，又特从香港发来慰问电，并个人出资慰问各级指挥部、春节加班人员，以表心意。

　　不客气地说，尽管身为整个项目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杨国章和工地上的干部职工是为自己造路修道，在春节期间理应去感谢这份事业的倡导者，是他在为家乡为人民造福利。可这时候，工地上收到的却是南怀瑾先生晴暖人心的问候和祝福。

　　在日常工作中，南怀瑾先生更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把所有员工都当成孩子一样关心爱护。1993年8月15日，侯承业博士从香港启程前往金温铁路丽水段收集海外融资所需资料。此时的侯博士已经57岁了，不管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已经是一个十分成熟的人，但南怀瑾还是不放心，在侯承业准备背包和水壶的时候，南怀瑾先生还很关切地询问：“要不要我找个人陪你去？”

　　面对南怀瑾先生发自心底的关心，侯承业十分感动，回答说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人多了，还要分心照应他们呢！况且在工地，一切都是简单的，而且很辛苦，自己是过来人，可以应付的。最终侯承业博士虽然是孤身一人前往铁路施工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但南怀瑾先生的关怀之情却时时伴随他一路。

　　中秋节前，侯承业前往杭州办理金温铁路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事宜。在侯承业临走前，南怀瑾先生特地将自己的风衣交给侯承业，并叮嘱“带上它，写上你的名字，你会用得着的”。当时的天气还不是十分寒冷，侯承业也表示自己带了毛衣和夹克，但南怀瑾先生还是反复叮嘱他一定要带上。

　　到达杭州后不久，侯承业和同仁晚上一起外出前往西湖谈事。出门的时候他特地穿了夹克，还带了南老的风衣，当时同事们还笑着调侃他太过小心。等船开动起来，大家才发现西湖的风还是很凉的，于是侯承业便将风衣借给身边的同仁，这时候他才深深体会到，南怀瑾先生对每件小事都是仔细的，而且对于下属也是极关心的，这种关心完全是出于一种长辈式的慈爱。

　　南怀瑾先生不仅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擅长运用温情策略，在与合作伙伴的洽谈中也颇有“人情味”。南怀瑾在给柴副省长的信中就曾经写道，“你我相识以后，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始终是好朋友，不是部署或顾客主东关系……有关金温铁路的事，我两次带病签约，尤其是最后签合同，因为我看你是一位肯负责人的好人好官，亲自纡尊到港，不能再仔细计较，老实说，就是为你的关系而签字，这是我含蓄在心中的真意……”

　　这封信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南怀瑾先生重情重义的品性。合作条款永远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唯有少一些生搬硬套的冷漠，多一丝人情味，才能更好的化解彼此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从而求同存异，获得共同的长远发展。

　　企业管理，通俗来说就是带队伍，而队伍是与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和秉性，唯有多一点人情味，才能以情感人，以情凝聚人。南怀瑾先生从研究佛学普世济人，到从商修建金温铁路，始终都是抱着舍己为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理想，也正是这种浓浓的人情味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商”。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七：南怀瑾谈企业管理

　　管理是一门大学问。人们常说，管理管理，就是有管，有理，合在一起才能叫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优化配置经济要素资源，达到经营低投入、高产出的目的。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用力少，见功多，以最少的资源投入、耗费，取得最大的功业、效果。在现实生活中，管理者一定是领导，但领导不一定是管理者。领导是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它意味着领导者要运用影响力激励员工以便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同时领导创造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整个组织范围内与员工沟通组织目标和鼓舞员工树立起追卓越表现的愿望。此外,还要求领导对所有部门职能机构的直接与管理者一道工作的员工进行激励。

　　我国古人倡导“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不管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企业，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领导艺术。纵观古今中外，任何把持大局的领导者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个人魅力，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削弱了管理给人带来的反感，并在潜移默化中以无形的领导力达到了最好的管理效果。南怀瑾在倡导修建金温铁路的整个管理过程中，始终没有到过工地，甚至连浙江也没有去过。他是如何成功地领导和管理这个重大项目的建设呢？关键是以诚待人，并借助自己的高尚道德，赢得了众人的钦佩与高度评价；在具体工作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充分信任和授权部属放手工作，关心部属生活，努力鼓励部属积极进取。

人格魅力，把持大局的正能量

　　所谓“德不孤，必有邻”，是指一个人只有拥有美德，才会避免被众人孤立，从而赢得大家支持，锻造出把持大局的领导魅力。修建温州铁路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参与该工程的人数众多，且都不是泛泛之辈。那么，南怀瑾先生又是如何让众服膺的呢？

　　说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际上，不管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其最重要的都是赢得人心，对于君主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同样，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得人心者才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从1987年在美国与乡人畅谈金温铁路的建设事宜，一直到1992年获得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再到1997年金温铁路的建成通车，南怀瑾先生一直出钱出力，为金温铁路建设四处斡旋。在这10年之中，南怀瑾先生不顾年岁已大，不分昼夜，不辞劳苦，与浙江省政府、温州市政府，以及铁道开发公司等反复协商沟通，为此写下的信函多达数以百万字，令人十分感动。从侯承业所著的《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南怀瑾先生常常是凌晨时分还在和有关人员商谈建设事宜，给有关领导写信，组织会议研究工程进展，对于很多大的事情，基本上都做到了事必躬亲，展现了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1991年11月8日晚10点，南怀瑾先生和到访的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会谈时曾说，人家送钱上门还要受气，这个不干。这个受气不是说别的，要这里通过，哪里通过，一件事情要盖几百个章，怎么受得了。所以我说命长的人才会干这个事情，(我)发了疯啦。老实讲，做点傻事情，只要我活着，就可以做，到处化缘也好，要钱也好，也还可以化点来，卖卖老面子，这件事我讲的是实际情况。

　　南怀瑾先生做事认真负责。金温铁路建设关键是资金问题，最困难的难题在资金筹措上。1993年2月董宏上任时，南怀瑾先生和董宏、杨国章、王伟国谈过一次话，南怀瑾先生明确地告诉他们：“关于财务方面，你们3个人不要操心，由我来操心。我跟杨国章讲了，目前财务方面不够，我们会照契约付钱的，一定都遵照契约规定办。”面对困难，南怀瑾先生从不推卸责任，而是勇于担当。

　　南怀瑾先生还说过：“对于有些事情，有的我会坚持，有的你们说怎么好就怎么办，苦命人，反正我去弄钱，钱“骗”来你们去玩，怎么玩好就怎么玩。把这条路修好，没别的了。”

　　如此做事精神，怎么能不叫人服帖？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南怀瑾先生严于自律，宽以待人，他对于大局的把握是非常精准的，他也将最难的事情留给自己，通过高度负责的精神来锻造个人的领导魅力，以此来把持大局，这正是他的表率之道。因为有原则存之于心，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何事要担当，则能够自然布局于自己的事业征程之中。国学中的人生经营之道，也成了商业经营之道。

　　自古以来，凡能掌控大局者大都是高屋建瓴之人。要想把持大局，协调好从上到下的各层人员和关系，还要走正道，没有谦和的姿态是不行的。南怀瑾先生显然很明白这一点。1989年4月28日，他在给温州市政府领导写信，表达对金温铁路公司成立意向时特别提出，这个独立的铁路公司的成立，必须要经国内主管的铁道部，什么最高当局，以及主管省府与地方政府正式批准。因为当时铁路的建设和经营是国家专营事业，尽管南怀瑾怀抱的是为中国建设开创先例，为社会百姓谋福利的理想而来，但他还是希望走正规合法的事业之道。所以，他的要求设想得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时，他是很感激的。他说：“首先就要变成一个公司组织，这在国内法定的立场上已经是特别的恩惠了，中央同意金温铁路可以合资建设，已是网开一面了，但是他们所讲的恩惠，我不接受，我们能够提出来，他们能够办，我倒是非常感谢国内各方面执政的人，还总是为我这个提议开了一个特别的格式，所以我早就讲过，你们早应该开，开了再把这个法令改一改。”

　　在中国做事，首先需要规范合法，而这种的规范合法往往与时政策是矛盾的。南怀瑾先生对当时中央政府的要求不是为金温铁路公司开绿灯，特事特办的形式，而是立足于国家政策层面的全面进步，带动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1994年12月15日，南怀瑾写信给董宏时说：“读书明理难，做人做事有高瞻远瞩而能把握现实更难，为恶易，为善难，而无明智以处善事，反将善事而成恶果甚易……金温铁路一案，备尝苦果，充满矛盾，统因此基本原因所造成。换言之，即当事者，缺乏宏观远见，又不肯真心办实事之所致。”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但仅有宏观远见是远远不够的。只看准了前进方向，却未必能带领一个团队快速取得成功。善恶分明，有奖有罚，不怕得罪人，也是个人魅力的组成。南怀瑾先生轻易不会批评人，但对于不端行为，他也是十分痛恨的。金温铁路温州联办主任章华表是浙江省最早参与建设金温铁路人员，他在负责温州办事处工作时，财务制度不规范，运作没章法，而且知错不改。对此，南怀瑾曾予以严厉批评。1993年4月15日，南怀瑾先生在给温州联办转章主任的信中这样说：“与大家相识以来，大约已有三四年，我始终告诉你们事情要努力去做，小心谨慎，不怕做错，错了勇于改过，所以有人归结我的话：不做没有出息，做错没有关系。须知千里良驹，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武功绝顶的名将，也难免有失算的过错，何况一般人。我对诸位的信任，并无改变，只是错了必须提醒，有功当奖，有错当斥，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南怀瑾先生本是博古通今的学者，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中都格外注意一个“德”字。在领导艺术上，南怀瑾先生又是一位极其谦和而又仁慈的管理者，他以“慈善”的心态修铁路，以“谦和”的姿态与浙江政府合作，以“礼遇”的诚心对待每一个施工人员。他的领导方式没有张扬，也不高调，更没有高呼口号的“鸡血式”宣讲，但却如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名员工，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领导方式正是南老的独特之处，也是其高明之处。中央党校超越之路研究员吴耀圻教授在分析金温铁路案例之后，尊他为中国古典式文人在当世展现上古文化修为的典范，看他之时，时光浓缩，你完全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先秦文人的影子，中国发展的超越之路其实就在这些饱学之士身上，通过文化复兴实现超越，这是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吴教授之言，实际上对南怀瑾先生的社会表率和个人魅力作用做了客观评价。

授权管理，提升领导力的途径

　　管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一个企业组织做大了，大事小事千头万绪，如果光靠管理者一个人去处理，即使这个管理者是孙悟空，有七十二变的本领，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管理学上讲放权很重要，优秀的管理者特别善于通过授权来提升领导力。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针对统治提出了授权的观点，堪称授权管理学的鼻祖。《韩非子》一书里记录着他的授权言论。他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昏庸的统治者只懂得用独自一人能力治国，普通统治者用众人的气力治国，而贤明的统治者则用众人的智力治国。从管理学上讲，就是好的管理者一定是善聚众力和善集众智的授权高手。

　　南怀瑾先生饱读诗书，自然懂得古人授权艺术。他明白敢于放权并善于放权是一个管理者取得成就的基础和条件。尽己之能不如尽人之力，尽人之力又不如尽人之智。在金温铁路建设过程中，授权是他的主要管理方式。

　　金温铁路建设投资总额高达1.72亿美元，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项目。1989年10月20日，南怀瑾先生派出其香港联盈公司和台湾方面代表尹衍梁和李传洪两人去浙江，同浙江省代表做了3天深入研讨，于10月22日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南怀瑾先生根本没有到场。1989年2月26日，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时，南怀瑾先生也是让李素美签字，他只是做个见证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南怀瑾先生的一项重要管理智慧。高明的领导者往往能把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通过聚大家之力和大家之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当年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打败盖世英雄项羽，很大程度是懂得用贤才和善于向下属授权。他把带兵打仗交给了韩信，把计策谋略交给了张良，把后勤财务交给了萧何，通过合理的授权，创造了一个使能人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平台。南怀瑾太清楚这些历史典故了，所以，当商量研究金温铁路如何通过开发房地产来弥补铁路建设的资金缺口和规划设计时，南怀瑾先生是这样说的：彭会记师讲铁路码头衔接问题要注意，陈(定国)博士、蔡(世亮)老板牺牲了自己的事情到杭州去看一看，将来其他方面及房地产，蔡老板口袋里另有妙计，我就在这里听命了。温州方面房地产和火车站设计也有问题，这次由姚(永棣)老师一路去，他学都市设计的，规划问题，去观察一番，再提出他智慧的意见，我是动不出脑筋来的，猛闯猛打，答应了就去做，就这样一个信念。

　　1993年2月，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班子走马上任时，南怀瑾先生也是这样吩咐的：“董宏，你大胆地做，铁路做不好，到上海盈亚集团公司来做，这事是一样的。在人事方面，我跟伟国也讲了，要抽人尽管抽。铁路凭杨国章一个人就能挡住。”这是多么信任的语言。南怀瑾先生的跟随者还有不好好努力的理由？

　　授权之后，专业的事情当然就由专业的人士去办了，南怀瑾先生就又回到自己该做的事情上，一个主事者应该担当的角色。随着金温铁路预算一路走高，他不得不想尽各种法子去寻找资金，但是他对于授权出去的事情，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给予充分的尊重。1993年8月15日，有着美国铁路工程建设经验的侯承业应邀担任金温铁路总顾问，从香港启程前往浙江丽水收集向国外银行贷款的报告书所需的材料时，南怀瑾特地交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些事你看着办就可以了。这话让侯承业感到南怀瑾对他的充分信任，以至于他后来身体瘦了几十斤，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走遍整个金温铁路建设工地，完成了高达数米的报告书材料搜集和写作。

　　修建铁路是一项大工程，南怀瑾先生是整个金温铁路建设的谋划指挥者，他知道单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南怀瑾先生便开始通过授权的方式来催化整个项目的集体推进。1993年金温铁路刚上马，总指挥部就根据南怀瑾先生的意见，借力沿线政府组织了一批工作组深入到各地指挥开展“百日大战”，积极抢修工程。尤其是金华至缙云段，中层管理人员继续放权，积极吸纳周边民众参加义务劳动。从乡镇干部到普通百姓，政府民众齐心奉献，即便是在春节期间，大家也毫不懈怠，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毫不吝啬地为铁路建设出工出力，仅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建设铁路所需要的路基土石方基本上全部到位。

　　管理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经营绩效，许多管理思想的发展，均是针对效率的提高而来的，授权就是管理学中的智慧。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领导方式也是如此，只要授权能够提升管理效率，增加管理者的领导力，那么就是合理有效的好办法。尽管金温铁路的修建历史已经蒙上了20世纪的尘埃，但南怀瑾先生逐层授权的领导方式却并没有过时，即使是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有效沟通，成功管理的有效手段

　　在现代的管理理念中，顺畅的沟通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南怀瑾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十分看重。1992年11月，他在给浙江省政府领导人的信中曾经写道：“过去我们双方沟通意见因交通不便，咨询阻碍，经过转告，或因了解水平不同，或因加入中间个人意见，因此而发生误解，妨碍进度，不胜枚举。”信件中的只言片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金温铁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中外合资修建的铁路，观念上和行动上开了风气之先，领先了国内民资参与铁路建设二十多年时间。我国政府在2013年才确定基层铁路建设和管理单位为公司制，鼓励民资参与投资经营。因此，南怀瑾在筹备和倡导金温铁路建设的过程中，也曾遭遇过前所未有的困难。在铁路建设的资金投入、工程建设，以及产权归属、人事安排、经营管理等问题上，都出现不同的意见分歧，需要各方进行细致的规划和反复的洽谈商议，没有有效的沟通，合作是根本不可能达成或推进的。

　　南怀瑾先生是一个知晓人生经营的人，他在政治上主张“买票不如入场”，一生游走于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政商学者之间，广泛结交海内外仁人志士，积累了深厚的人脉资源，所以在做事的过程中，总能够得到足够的人脉支持。通过有影响力的人士居间沟通是他的一种经营智慧。在金温铁路建设需要同中央和地方沟通时，他聘请的全权代表许鸣真就发挥了很大作用。

　　浙江省政府请示中外合资经营金温铁路的报告曾在中央有关部委搁置很久，为此南怀瑾特地委派香港联盈公司总经理李素美和金温铁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杨国章，一同上京求教许鸣真老师，请他鼎力相助。南怀瑾明白，天下事都是如此，你看到了一个大前提，一个大远景，是造福国家和民族，但是大多数的人，看不到那么远。许鸣真曾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当过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儿子许永跃时在陈云身边当秘书，方便和各方沟通联系。在许鸣真的帮助下，有关批文很快得以完成。

　　所谓沟通，就是一个磨合、适应并逐渐建立起默契，达成统一意见和目标的一个过程。从1989年末开始，南怀瑾先生便频繁与浙江政府方面商讨金温铁路的修建计划，但两者的看法和关心的问题显然并不一致。浙江政府方面认为，金温铁路最关键的问题在资金，只要资金到位，那么，修建自然不成问题。但南怀瑾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着更为细致、深刻的认识。何况双方的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也不尽相同，抱定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出现分歧也在所难免。在和浙江方面的沟通过程中，许鸣真也起了关键作用。双方最初在上海会谈建设金温铁路时，南怀瑾先生就是委托许鸣真帮助洽谈的。后来和浙江方面出现意见分歧时，也是许鸣真帮助协调的。如1994年因为中国银行不肯为金温铁路建设向国外银行贷款担保，金温铁道公司调整股份，引进铁道部出资参股，也是许鸣真从中帮助斡旋。

　　除了通过权威人士居间沟通外，借助书信往来，直抒己见，也是南怀瑾先生与各方沟通的重要手段。1992年11月22日，南怀瑾先生在给浙江政府领导柴松岳和刘锡荣的一封信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在贵方观念所急需的事，因立场不同，环境有异，贵方只要资金到位，铁路开工，便可万事大吉，其他确切不在考虑范围之列。其实资金不是问题，不需要怀疑，如果怀疑敝方资金有问题，贵方早应不该与敝方合作，另觅高明。与其老是等可知资金不是问题，那么，在开工所急需要的全线施工的计划书，及全线工程的明细价格估计书等，一直到了现在，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字，岂不为一大笑话。”这话似乎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双方的问题所在，有利于双方避免分歧，妥善解决问题。

　　在金温铁路上马伊始，金温铁道公司许多干部职工还不清楚自己的职责任务时，南怀瑾先生也是通过书信来沟通的。当时他曾给公司同仁写过两封长达近万言的长信，细致阐述了公司的宗旨、业务、组织、管理等事项。他在信中说：“我写此信致敬诸位同仁的目的，是在既已就位的岗位上，应认清本公司的宗旨、精神与工作方向，然后能在同一认知的目标，互相沟通各就各位努力，单独奋斗，通力合作。”目的清晰明了。

　　在20世纪90年代，电话、网络远远没有今天发达，当时南怀瑾先生与各方面的沟通主要是通过信件以及熟人转达。此外，他还有一个人特征鲜明的沟通方法，就是通过讲话录音来实现。在一些重要会谈和重要场合，南怀瑾先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亲临现场，就事先把个人意见讲话录制好，让有关人员带到现场播放。这种录音沟通方法有许多妙用，一是不会因中间转达者过滤漏水，误传或漏掉个人的真实意见，具有真实性；二是可以留存备查，作为依据；三是避免一些面对面沟通时不方便表述的意见阐述。1992年9月，李素美、蔡世亮、姚永棣等到上海、杭州谈合作建设金温铁路事项时，南怀瑾就是通过录音讲话向浙江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

　　组织机构越是庞大，领导者耗费在沟通上的时间和成本也就越多，南怀瑾先生深知有效沟通的重要性，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写信、开会，为的就是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的沟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与合作方的意见分歧，强化了公司内部的凝聚力，创造了和谐的外部作业环境，有力地促进了事业的发展。

制度管理，实现“人治”的捷径

　　制度与文化是企业管理中两个最基本的管理手段。一个优秀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制度完善、管理规范、文化共享的企业。因为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为求得最大效益，在生产管理实践活动中制定的各种带有强制性义务，并能保障一定权利的各项规定或条列，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有力措施和手段。它作为员工行为规范的模式，能使员工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同时又成为维护员工共同利益的一种强制手段。因此，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是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必需的强有力的保证。科学的管理制度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创造一个融洽、竞争、有序的工作环境。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儒法之争”，儒家主张人治，或称德治、礼治，将天意、道德、权力溶为一体，强调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认为国家应该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贤臣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而法家则主张依靠法治，则主张国家主要应由掌权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来治理，提倡“法、术、势”，强调“务法不务德”。尽管南怀瑾从投身金温铁路建设开始，就未曾想过赚钱扬名，为的是造福社会民众，崇尚德和礼，但在具体经营管理企业时，他很清楚“人治”存在种种不可避免的弊端，容易造成管理经营上的阻塞和混乱，即便是整个工程的骨干管理队伍中有不少他的学生，他还是选择通过建章立制进行管理，用制度去管人。

　　1992年2月26日，根据南怀瑾先生的授权，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代表李素美与浙江省政府有关方面签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外合资修建铁路的合同。这份合同十分清楚详细地写明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其中包括双方的出资比例、股权分配转让方式、总投资金额，以及资金的具体注入办法等。

　　值得一提的是，合同中对于公司的管理框架也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确定“合资公司董事由9名董事组成，由合营双方以书面方式委派，其中甲方委派3名，乙方委派6名，董事长由乙方委派，副董事长由甲方委派，另设名誉董事长两名，甲乙方各委派一名”。该合同还对董事的任期和权限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这种董事会负责的管理制度来源于西方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是一种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能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任人唯亲”、“专政独裁”等传统管理问题，从企业初建立就为确立制度管理创造条件。

　　经营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即便遗漏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很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并非危言耸听。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错不要紧，关键是制度能够把个人过错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消减到最小。因此，南怀瑾十分重视运用规章制度来管理企业，运用法律协议约束合作伙伴，推动双方合作和金温铁路建设顺利进行。对不遵章守规者，坚决给予批评呵斥。

　　前述受南怀瑾先生写信批评的金温铁路温州联办章主任，擅自作主动用合营公司的美元存款，兑换人民币做生意，明知是得不偿失，还一意孤行。南怀瑾先生严厉指责其在财务运作上不合公司作业原则，要求其遵守制度，按月报送月报，按年报送年报，及用种种合法手续去办理。

　　南怀瑾先生在和浙江政府合作建设金温铁路过程中，最大的意见就是对方不按契约办事，对合同不照章执行。如只知道借钱，不按合同约定去开发土地生钱；每年一次的董事会，在1995年改为浙江政府派出任董事长后拖延了两年，需要调高概算，需要盖章时才开。这也是南怀瑾先生对主张通过建立制度来实现“人治”的重要表现。

　　众所周知，制定一个全新的管理制度与模式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其中的复杂与艰难不言而喻。从“人治”的角度来说，南怀瑾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深得众望，在整个商业领域也颇有影响，而且是建设金温铁路的主要出资者，占有合资公司80%的股份，完全有条件实行“人治”。但南怀瑾先生不仅不主张，而且乐于做遵守制度的模范，不做超越权力范围的事。

　　1994年11月22日，南怀瑾先生在香港联盈兴业公司会议室谈到一事，说近日浙江省有关人员给他打电话，称中国交通银行调拨一千多万美元经费给金温铁道公司，让南怀瑾先生签名具领。这本事一件好事，可南怀瑾先生认为自己7月下旬已经声明只是名誉董事长，没有地位立场去领取中央下拨的款项，公家的事情要合法律手续，不能含糊不清，为此拒绝。纵观全球政商两界，功成名就者搞个人崇拜的并非个案，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取得了一定成就后，就会盲目自信，极力夸大自己的个人能力，而不再相信制度。与那些的人相比，南怀瑾先生始终都十分清醒，哪怕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相信制度。

　　事实表明，南怀瑾先生坚持用制度去代替“人治”，充分体现了他的经营智慧。如果采用人治，一旦犯错，而当事人又听不进旁人的劝导，整个铁路建设和管理事业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南怀瑾先生一开始是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他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他认为，制度毕竟比人可靠，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董事长、总经理任免权交到了董事会手中，将有关制度写入公司章程，一切让制度说话。如此一来，管理上的漏洞自然也随之减少。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八:谈企业经营困难

　　1993年8月，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侯承业应南怀瑾的邀请，以专家总顾问的身份参与金温铁路建设，在短短的3个月里，他走遍了沿线工地，修正了不合理的规章，设定了工程质量核捡制度，规划了财务报表，理顺了自己存拨问题，完成了向外贷款的各项资料收集，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个人体重下降了很多，可谓业绩非凡。但3个月后，他却感觉很累，工毕身退，返回美国休息。此时。他深深体会到南怀瑾先生为了建成金温铁路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巨大，也深深体会到南怀瑾在逆境中推进的不容易。

　　在逆境中推进，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傲骨风范。被南怀瑾先生誉为一本治世的老书——《周易》之中，有大半的卦象都要求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学会忍耐，在逆境中前进。被南怀瑾先生称为商人祖师爷的姜太公，也是白发苍苍的时候还待在渭水河边钓鱼，等待出山起事的机会。许多事情从开始到收获，都会遇到数不清的挫折和困难，甚至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候该怎么办？在静观其变中“忍熬”，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寻机再发，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1989年4月，南怀瑾先生在写给浙江省驻温州联络处处长李景山的信中曾提到：“天下事图难行易，往往不遂人愿。图易畏难，往往成于意外。”他以为，天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困难，怕难想找捷径，往往不如人意。更何况是修建铁路这样的大工程呢？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坚持到底，到最后就可能出人意料地做成自己想做的事业。

　　在金温铁路建设过程中，有许多事情的确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早在金温铁路还没有开工时，南怀瑾先生就将1000万美元汇到温州，铁路公司马上就买了几十部汽车。然而，当1993年8月他应邀从香港到浙江工地去考察时，却不见一辆汽车来接，只得从杭州挤火车去金华。这时的侯承业已是年近花甲，却连基本的礼遇也享受不到，他感到纳闷。后来才知道，原来公司有些人是有计划给侯承业这个总顾问一些考验的。

　　1992年12月金温铁路动工时，南怀瑾先生曾给温州市领导建议发行债券修路，结果却被温州市政府宣传不当，让人误以为是南怀瑾缺钱修路发动大家捐钱，弄得他哭笑不得。为此特于1993年1月5日致函温州陈文宪市长问询说明。南怀瑾先生在信中说：“所示温州为金温铁路建设配套募捐事，本来以为一大好事，经老师鼎力提倡，殊属可喜，故而1992年12月18日晚电话与老师联络，只是贡献意见，请小心谨慎，务必一一登记清楚，以免后患。但是过了旬日之后，忽接温州及台北来电，都说：某某也为你们金温铁路捐款了啊！其意主要报功，其次讨谢。听了真有啼笑皆非、左右为难之感。”事后经省政府领导出面协调了解，方知误会，由温州市马云博副市长出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解说清楚，才消除误会。

　　金温铁路建设耗资巨大，面临的困难多如牛毛，其中最关键的当然还是资金问题。最初的估算资金投入至少需要8亿人民币，后来提高到1·72亿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约15亿元。开工两年后，到1995年调高到21亿，最后结算时，尽管扣减了不少，还是达到29亿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原先合约上写明由中国银行担保向国外银行贷款，待南怀瑾运作获得摩根斯坦尼银行同意时，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却说不能担保了。前面的一切努力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是天神下凡，没有资金，铁路也是没办法开工建设的。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用南怀瑾先生的话说，“不只是资金(钱)的问题，而是怎样建立一个可行性的办法的问题。资金毕竟是人的智力所造成所聚集的。无钱固然难办事，但无办法聚财和运用财，有钱也等于无用”。

　　在南怀瑾先生看来，修建金温铁路的困难不仅仅是缺少资金。1991年11月8日，他在和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的谈话中提到，自己从美国回到香港3年多，同国内做了很多事，也做了一些投资。除了温州南氏医药科技奖励基金会每年奖励5~6万港币，是温州市领导支持算比较快，国内办事，没有一件是快的，使你头痛得不得了。换句话说，讲国内不能批评它没有制度，它有制度，但它那一套制度是不符合现代化的，不符合开放政策的社会。每一件事，签约也好，合资也好，你想做一件好事把钱汇进去，做好事都有困难。

　　事实的确如此。南怀瑾先生的一生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混战，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后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与成长。忧国忧民是中国文人的共性，南怀瑾也不例外。他在《论语别裁》一书中这样写道：“历史上近数百年来，中国是处于最弱的时候，但时代在变，国运也在变，未来中国会有200年的机运，会比唐朝开国时还强盛，但事在人为，有机会如没有好好的抓住，也是发生不了作用的。”尽管前路困难重重，但南怀瑾深知，民之所需即是自己所行，他还是选择坚持“忍熬”前行。

　　因为能正视过去的问题，所以才能找到最为合适的解决之道。这也是金温铁路几度“难产”，终于在南怀瑾先生的坚持下成功建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怀瑾先生说，真正的改革开放，经济开发，不是钱的问题。过去国家在政治的措施上，思想的领导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弄了很多框框，把自己捆起来，捆得死死的。现在所谓改革开放、开发，就是把那些捆死自己的框框解放开来，使自己活起来，这是主要的精神。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九:投资金温铁路三失误

　　1997年8月8日，金温铁路全线铺通，浙江省长柴松岳特给香港的南怀瑾先生致电，并代表浙江省政府和全省4400万人民，向南怀瑾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称浙江人民将永远记住南老师的卓越贡献。这一年，南怀瑾先生已是虚龄的耄耋之年，对此他感慨万千。

　　1997年8月15日，南怀瑾先生给柴松岳省长写了一封信。因为建设金温铁路，南怀瑾和柴松岳相识多年，也建立了极为珍贵的友情。在南怀瑾眼中，朋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伦之一，极为可贵。也因为此，他在信中向柴松岳倾诉了修路的种种苦楚和反省。

　　南怀瑾先生认为，自己的第一个错误是被乡谊情感所自欺。认为自己不必先与浙江打交道，应该一开始就找中央交涉，那样一切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

　　第二是签订合同契约时太大意，对合作方信任太过。认为自己是与浙江省政政府合作创办铁路公司，谁知后只是和浙江府政所属的省铁道公司合作，地位不对等，信息也不匹配。

　　第三是过于理想化。以为所做的是社会福利事业，应该会得到政府和公众的大力支持，哪知道前路困难重重，许多美好的设想都成为泡影。

　　大多数商人都知道，商业就是商业，哪怕是为社会做福利的商业，也应该用商业的精神去做，而不应该感情用事，南怀瑾给商人的提醒应该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同样，做商业就应该有商业的严谨和缜密，不能马虎大意，这也是生意人的金规铁律。再者，任何美好的理想，也要面对现实，只有入世，才能出世，让事业在现实中更辉煌。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即便是圣贤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只要能够及时改正就最好不过了。南怀瑾先生深知时运带来的历史机遇，可以让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时势变化之后变成可能和现实。虽然南怀瑾对自己在修建金温铁路的过程中违悖商业规律的行为做了仔细反省，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所做很有价值。他说，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80年，修了7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因为不如此，不能加速国内的公共建设。所以我们不去打开这个关闭的大门，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打开这个大门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言行合一，强调人们的修养要以德服人。南怀瑾先生曾引用古训总结自己的过去，他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老拙虽未敢以智者自况，第以年岁痴长、阅世较深之故，常不惮直率之言。希望政府领导对他反映的情况引起重视，也给当下商界留下借鉴之道。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十:融汇中西的管理哲学

　　南怀瑾先生精谙传统文化，他的修为思想很多来自于传统国学，按照一个大儒的修为来要求自己，这在他倡导修建金温铁路过程中曾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但他并不保守，走访过美日等现代科技发达国家，对偏重于理性精神的西方智慧也有很深的体认。所以，南怀瑾先生在主事金温铁路的过程中，既注重以传统国学修己，又注意以西学管理之道来管理企业，非常注重科学施工，与国际接轨。

　　1991年11月，南怀瑾先生和温州市领导商谈金温铁路建设时就提过磁悬浮铁路。他说，即使修这个铁路，现在铁路进入磁悬浮铁路了，铁路的轮子呀是用磁铁，可以飘起来走。可是我前天看到中国已经开始研究磁浮铁路了，这个车子已经在做了，已经在研究，预计15年会出来。日本早有了，当然世界上还是日本最现代化。

　　金温铁路工程巨大，南怀瑾先生希望能有一位对铁路工程、财务、管理、向外贷款有经验的人来代表他去沿线工地视察和慰问，并提出各项施工、管理、财务、经营业务报告，以及向外贷款。南怀瑾先生把视线投到了侯承业身上。1960年毕业于台湾测量学校的侯承业学的是土木工程，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司徒加特工业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国授工程师、医学工程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交通部担任工程师7年，有上千公里铁路修建实践经验，同时在X光三度空间应用、美国圣海伦火山爆发预测、应用水力，及水钻对坝基的层缝处理、精密机械和高楼玻璃窗清洗机器人研究等多方面颇有研究，是毫无疑问的国际级别的专业人才。侯承业到任后，果然不负南怀瑾先生的厚望，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向国外贷款所需资料的收集和起草报告，为金温铁路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具体工程建设上，南怀瑾先生曾和侯承业探讨过金温铁路隧道的设计。他对侯承业说，如今美国的铁路上货框车都已经是上下两层了，我们在设计时，就不能设计成一层，要是设计成一层的话，货车到时候可怎么通过啊，而且一旦建成了一层，将来想要改建时，又得花费巨大的资金，施工还得延期，面临更大的困难，费用又得增加，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建议，无疑都是从国际视野来考量的。

　　金温铁路主要工程于1992年底开工，在整个建设过程中，铁路沿线居民的配合也十分积极。在铁路隧道施工过程中，往往是从最长的隧道开始，这样便于控制施工进度。因为很多隧道工地大型施工机器无法进入，只能依靠人工开掘，进展缓慢。浙南地区在6、7、8三个月是雨季，有时候还有台风袭击，桥梁和涵洞建设进度不得不因为自然条件原因而放缓速度。尽管工程建设受人工和气候条件限制，但金温铁路所有的桥梁和涵洞工程在南怀瑾的严格要求下，都按国际标准建成。

　　南怀瑾先生曾在美国居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在潜移默化中便有了更为超前的意识和想法。中国本土的企业到美国去上市筹集资金，这种想法和做法在当时来看，绝对算得上前卫，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南怀瑾先生主动与国际接轨的一个突出体现，展示了他的世界视野。

　　所谓与国际接轨的世界视野，主要是指管理理念上的接轨和管理方式上的接轨，要从世界的发展眼光去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必须遵循科学管理观念，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此外，与国际惯例接轨，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还要科学的、合理地接轨。从世界发展的视野来看，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实际上是学习西方的诚信精神。企业不仅仅是企业，还需要具有一定的财富良心。南怀瑾先生在主事金温铁路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企业的人文关怀和队伍建设，只有国际一流的团队，才能够做出世界一流水准的事情。没有出色的人，当然不可能有出色的事业。

　　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南怀瑾对过去的经验是十分重视的，他的思维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文化中，更是囊括了生命科学、现代科技等外来潮流元素。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学者，南怀瑾的国学底蕴深厚，对中国的儒释道和诸子百家都有深入的研究。他重视传统文化，但并不排斥西方的新事物，从他策划金温铁路海外上市、发行股票等事中就可以窥视一二。

　　难得的是，南怀瑾先生将自己既重视经验又能接受新事物的态度，运用到了商业实践层面。在修建金温铁路的时候，他充分运用了这种二元化的处世哲学。一方面向国外融资、发行股票；另一方面又发动金温铁路的沿线群众，利用土生土长的本土劳力来建设金温铁路。一方面聘请诸如侯承业博士这样的高级专业人才来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又开展当地百姓的义务劳动。在金华县，当地政府组织开展春节义务劳动，百姓听说金温铁路是一条人民的铁路，都积极主动参加。参加的人中有十七八岁的姑娘小伙儿，也有离退休老干部，有全国的劳动模范，也有上了年纪的大娘。正是这种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大大加快了金温铁路的建设进程。

　　金温铁道公司是由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和浙江省政府双方联合成立的，尽管双方是合作关系，但毕竟彼此的立场不同，这就难免会造成公司内部“帮派化”的用人矛盾和管理矛盾，1992年11月18日，在金温铁道公司成立的仪式上，南怀瑾先生通过书面发言诚恳地说：“……柴副省长、陈同海同志、杨国章老师，都相继往复海外与我碰头，也都是尽心尽力，志行如一的为这条铁路奔走呼吁……在这段时期，其中辛苦备尝促进不懈的，要算王伟国、李素美，实在功不可没……还有我的好友许鸣真老师，一直默默无闻的为我在国内代劳……”

　　尽管只是会议上的贺词，但却不难看出南怀瑾的宽广胸怀。作为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内部人员的管理上，他也始终坚持着“融汇中西”的包容理念，自己甘愿充当消除内部矛盾的润滑剂，也正是这种宽容的理念和做法，才保证了金温铁路上下人员的团结和统一，而这正是金温铁路顺利建成完工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金温铁路建设整个工程的人员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海外归来的高级人才，也有浙江政府的方要员，还有商界的精英，以及占据大多数的普普通通的建设工人。从人员招募渠道来看，有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有许鸣真老师推荐的人员，后期政府委派的官员强势参与，曾使双方矛盾明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融汇中西的管理经营理念，是很难把人员和工作协调好的。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金温铁道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南怀瑾先生，不仅把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层次的人紧密融合到了一起，还形成了带有自身特色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以融汇中西为管理理念，以温情关怀式的方式打动人心，两者双管齐下，达到了绝佳的管理效果，而南怀瑾这种自成一家、中西合璧的管理方式，也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与思考。

結語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不仅是一位的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商界翘楚。他学识融贯中西，对西方经济学的造诣，使得他看待国学的高度一直具有世界视野。学无边界，商无国界，心有大爱，则智慧无边无界。南怀瑾的商业之路与一般实业家不同，以中国传统商脉中的“义利”为基准，这和西方古典经济学书籍中阐释的“自私而利他”之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南怀瑾的从商之路，实际上是抱定中国传统的商业智慧，按照儒家积极入世的诲训，在现当代的全球化大局中去验证东方智慧。南怀瑾力行之后，留下辉煌的见证。

（溫州網叶雙蓮編輯）

：其中有幾處數據待閱得原書再確定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