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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老師說:《話説中庸》——《中庸》的中(3月新書-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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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9 20:35



南老師說:《話説中庸》——《中庸》的中(3月新書-書摘)

公懷瑾先生原著 •劉雨虹先生 編輯

出版說明

    一九九八年, 南師懷瑾先生寓於香港時,撰寫這本《話說中庸》。也像寫《原本大學微言》一樣, 先生每日深夜寫千餘字,次日再由宏忍師打字,其間往復修改三數次之多,才告完稿。

    這本書稿,本擬繼《原本大學微言》之後,即行出版,但是陰錯陽差的人事變遷,以及內外其他因素,這本書稿卻未能及時出版,一拖就是十幾年至今。

    二○○八年, 先生交代囑咐,先將蔡策先生記錄的《孟子》所餘各篇,編輯整理出版,然後再行出版有關《中庸》的這本書。

    奈何《孟子》最後三篇尚未及出版, 先生卻意外的悄然離世而去。

    面對這本書稿,考慮再三再四,決定將原書稿保持一字不變,另將整理後的全部書稿,作為附錄印出。所作的整理,只有調整長句變短,段落拆解分開,以及簡化字句,另多加小標題等,希望國學涉入較淺的讀者,易於了解。例如:

    原稿:但這也不能說完全是在上位者使野有遺賢的過錯。
    編改:但野有遺賢,也不能說完全是在上位者的錯。


    原稿:那是自己平常對家庭父母親屬之間,並沒有做到合於人倫之道的孝順品行,所以便沒有得到朋友社會之間的讚許和稱譽。
    編改:由於自己對父母親屬,沒有做到合於人倫之道的孝順品行,所以得不到朋友社會的讚許和信任。


    原稿:「誠」,就是天性本具率真的直道,但它賦予在每一個人生身之後的後天人性之中,人們卻需要借重學養的修行,才能重新返還而合於原先本有具足的自性。
    編改:「誠」,就是天性本具率真的直道,但人出生後的後天人性,卻需要借重學養修行,才能返合於本有具足的自性。


    先生的原稿,是以講課的方式撰寫的,不像一般論文那樣嚴肅,目的是使讀者易於了解。所以在整理的過程中,斟酌考慮甚多,難以圓滿,也因自身學養能力不足之故,只能勉力而為。

    另外經過兩年多的資料搜集整理, 先生的簡單年譜已初步完成,特附錄於書後。

    協助工作的,除宏忍師、牟煉外,彭敬始終參與修訂工作,十分辛勞,忙碌了一兩年,這本書終於可與讀者見面了。

                                       劉雨虹記
                                       二○一五年元月

出版說明(P6)
樂朔和子思的對話(P16)
何謂《中庸》(P18)
宋儒程朱說《中庸》(P21)
《中庸》與《中論》(P24)
中不中用的中  是《中庸》的中(P25)


    現代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同學們,大概很少聽過《中庸》這個名稱了,如果是在中年以上,五六十歲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還會拿它來當笑料,甚之,還很感慨的說:中國人就是被《中庸》所誤,所以弄得國家民族百年來吃盡了苦頭。但你如向他請教什麼是「中庸」他又說不出具體的道理了,因為他們也沒有好好讀過《中庸》,更談不上澈底研究《中庸》了。

    一般人們所謂的中庸,大概就是麻麻胡胡,糊塗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現代人用湖南話來說,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話來說,就是擣漿糊。萬事得過且過,不必太認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比較好一點來說,只要不左不右,應付得過去,自己不做任何確定的主張,作個隨波逐流的濫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這樣的理解《中庸》,這樣的用《中庸》,當然就會使人個個成為庸庸碌碌之輩,所謂國將不國,的確是誤國之學,實是不值一談。

    其實,《中庸》是一本書名,它是傳統五經《禮記》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時候,被當時的儒家學者們特別抽出來,和《大學》《論語》《孟子》合起來叫作「四書」,從此影響左右了中國千年來的民族文化。這個歷史的故事,我在講《大學》的時候,已經有比較簡略的交代,不必再說了。

    《中庸》一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繼孔子學問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學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學》,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傳承孔子一系儒家學問心法的大作。

    子思生當中國春秋時代的末期,也就是戰國七雄爭霸的開始時期,大約在西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間,比西方文化希臘上古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時期,孔子還在世,他是曾經親自受到孔子的教養,但他卻從曾子那裡接受學問教育。所以說,子思是曾子的學生,後來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學生。

    子思為什麼要著《中庸》呢?我們根據孔子後人所著《孔叢子》一書的記載資料,子思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後世疑為六十歲之誤,考證難詳),到了宋國,宋國的大夫樂朔和他談論學問之道,話不投機,樂朔對他表示不高興,就叫人去圍攻他。事情被宋國的君侯知道了,親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的說:「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樂朔和子思的對話

    樂朔和子思討論學術,他們是怎樣的發生歧見呢?《孔叢子》的記載:「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尚書》 ──《書經》所收集的,只有〈堯典〉〈舜典〉等三四篇文章是好的)。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其它的那些〈秦誓〉〈費誓〉啊!都是模仿堯、舜的話,實在不夠格)。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那是時代社會有所改變,所以有些文章,也是正對當時的習慣而作)。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假使周公和堯、舜,彼此顛倒上下換個時代,那麼堯、舜的文告,也便會和周代的文句一樣了)。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樂朔說寫文告,本來是要一般人們都看得懂,知道了事情,所以愈簡單明白愈好。但讀那些古書的文章,有些故意作出讀不懂的字句,這不是有意找麻煩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子思說:古書上的記載,固然有時覺得很深奧,其實,只要對文字學的訓詁下點工夫就懂了。古人把口說的話變成文字,就要求典雅一些,才使文學有藝術感。從前魯國也有鄉下的里巷之人,像你一樣提出這個問題問我,我(子思)對他說:學問之道,是傳給真有慧智的人,如果不是智者,那對學問之道,有什麼可貴之處呢?現在你怎麼也和一般不學無術的人一樣見解呢?)」

    子思這樣說了,樂朔當然是「不悅而退」。便回來對他自己的黨徒們說:「孺子辱吾(孔伋這個小子,當面侮辱了我)。」「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樂朔的黨徒們聽了便說:孔家的祖先,雖然也是宋國的人,但隔了很多世代了,而且和我們有舊讎,我們正要找他出氣、修理他。因此,就來圍攻子思。幸而被宋國的君侯聽到了,才親自帶人來解救了子思的危難。)

    但《孔叢子》又記載「子思作《中庸》之書四十九篇」,這正如子思所說,讀古書要知道訓詁之學了。古文所說的「篇」字,是從竹從扁。換言之,在子思的時代,作書寫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簡上面。所以說《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後來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編成三十三章,這便變成了《大學》《中庸》朱註章句之學的起源,並非是子思的原著。但要真正對《中庸》原著考證起來,實在也並非容易的事,我們也只好各說各的了。

何謂《中庸》

    子思著《中庸》的原意,如果根據《孔叢子》等平實的記載,他是為了解釋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保持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學問之道的著作。所謂「《中庸》一書,其中言智、仁、勇,言費隱,言誠明、天道、人道。非深入聖人之奧,不能達於心口。子思之學,有淵源於中庸乎見之矣。」

    在初唐時期,孔穎達著《禮記正義》,引用漢儒鄭玄目錄云:「名曰《中庸》,以其記中和之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但到了南宋初期,宋儒朱熹自作《大學》《中庸》的章句,《中庸》被分割編為三十三章,而且加冠聖境,根據韓愈一篇〈原道〉論文,認為《中庸》是傳「上古聖神,繼天立極」的道統,從堯、舜的傳心法要而來。那就是堯傳位給舜的時候,說了一句「允執厥中」的話。舜再從他一生經驗的總結,更加深入的悟到人性的精微,就加了三句而傳給禹,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道統。由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傳承相續。但從孟子以後,便失傳了,這便是韓愈〈原道〉的意思。因此朱熹就認為,現在總算由宋儒程顥、程頤兄弟重新悟出來了,再傳到朱熹等人,又把道統接上去了。朱熹和宋儒們卻絕口不提這種道統說法,是根據韓愈的〈原道〉思想而來,未免太過小器了。同時又說:「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這也都是朱熹對《中庸》確有心得的另一見解。至於在朱註《中庸》章句開頭,特別標榜程頤(伊川)解說《中庸》的書題,稍等再說。

    有趣的是,到了清初乾隆時代,有名的詩人才子袁枚(子才),他最討厭宋儒理學,也最不喜歡佛、道兩教。他對於《中庸》,認為是西漢儒家的作品。因為他認為孔子、孟子都是山東人,動不動就提到泰山。而《中庸》唯獨稱華嶽。他斷定子思沒有到過秦地,那得見過華山或嵩山。袁子才素來就有文思辯才,但對於這些論點,始終免不了名士氣的狂放。孔子、子思祖孫,都遭逢亂世,周遊行蹤所及,豈可認為他們絕對不知華嶽!不能單憑一句書本上的文字來作論據,就斷定子思未見過華嶽。袁枚善於談詩選色,精煮隨園豆腐。至於義理之學,並未深入,而且也是性所不近,習之所遠,不足論也。但後人也有認為《中庸》「載華嶽而不重」的「華」字,本是山嶽的「山」字,乃漢代傳刻之誤,較為有理。

宋儒程朱說《中庸》

    現在再說南宋理學名儒朱熹,在他的章句《中庸》之先,特別提出程伊川解釋《中庸》書題的定義,那就大有不同於漢、唐諸儒的解釋了。如云: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熹所引用的程伊川對於《中庸》書題的解釋:

    第一、所有用字用句的內涵,一望而知,都是採用《易經》〈文言〉〈繫傳〉的義理。如「放之則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乃至「玩索而有得焉」等結語都是,在此姑且不加討論。

    第二、程子特別提出子思是把孔門《中庸》的心法,唯獨傳給孟子,不知是根據什麼而來,如用一句古文來說,殊不知何所見而云然?

    第三、就是開始解釋《中庸》兩句,「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問題著實不少。這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上的根本問題。程伊川也是講究群經之首《易經》學問的健者。《易經》包涵有「理、象、數、通、變」五大種類。《易》學的理,也就是絕對的哲學和科學的總綱,而且更是數理邏輯的總和。一、不偏就是中嗎?二、天下人事和物理,真有一個中嗎?

    其實,只要有了一個人為假定的不偏之中,這個中心點的本身,已經是有固定的邊際,有了邊際,早就是偏了。由此引申類推,有一個中,便已是偏,哪裡有一個不偏之謂中呢?如有,那也只是人為意識思想分別的假定之中。譬如一個人站在中心,面南背北,左東右西,從北望南,此人已在北面之南。由南望北,此人已在南面之北。左右東西,都是一樣道理。所謂中心,只是臨時方便,假設為中。由此類推,作人做事,哪裡確定有一個不偏之中呢?所以「不偏之謂中」,這等於說:「徒有虛言,都無實義」而已。

    其次,「不易之謂庸」。不易,就是絕對沒有變易的意思。人世間哪裡有一個絕對不變不易的事實存在呢?因此而說:「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實在都在玩弄文字上的文學遊戲,望之成理,探之無物,也是「徒有虛言,都無實義。」因此,朱熹也覺得大有不洽之處,又在《中庸》書題的下面,自註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這豈不是與程子的說法,似是而非,自相矛盾嗎?總之,宋儒理學的本來面目,便是如此;從表面看來,氣象非凡,如果一經邏輯的推理,就往往自相矛盾了。其原因,就是他們因襲佛道兩家及禪宗的說法而來,但又自己不深究「因明」邏輯的辨證,就不知不覺變成「自語相違」了。

《中庸》與《中論》

    事實上,程伊川對《中庸》書題解釋的見解,是從哪裡來呢?那是因為佛學經論中,有一本印度傳來龍樹菩薩所造的《中論》,它和《百論》《十二門論》三本佛學專著,在中國的初唐時代,自立一個學派,合稱為「三論宗」的重典,風行一時,流傳極廣。

    《中論》的主旨,是批駁後世佛學門徒,偏重於空,或偏重於有的學理,以空非真空,有非實有,啟迪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的畢竟空與勝義有的辨析。故於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的原則上,建立一個「因明」義理的「中觀」。所以佛學中便有《中論》八不之說,所謂「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出」不中而中的論理。在程氏兄弟(明道與伊川)的當時,都自號稱出入佛老多年,他當然也知道《中論》這類佛學的名言。但為了自別於佛道,推開佛學的《中論》,特別標榜吾儒亦早有中庸之道,可以勝過「中觀」。所以便有「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的名句出現了。而他卻不知佛學的《中論》,是從「因明」邏輯的嚴謹性而立論。如果隨便說一句不偏不易,抬上「因明」邏輯的考臺,那絕對通不過的。至於隋唐之際,「文中子王通」也著有一本《中說》的書,但宋儒們素來薄視「王通」,絕對不會拿「文中子」來做對手的,所以我們也不必牽涉到《中說》上去。

    其實他如引用《論語》所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這便和《中庸》末後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相同,這才是真正的中庸。

中不中用的中  是《中庸》的中

    那麼《中庸》一書內涵的定義,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明白的說,是以孔穎達所引用漢儒鄭玄的解釋為最恰當平實。所謂:「名曰中庸,以其記中和之用也。庸,用也。」《中庸》一書的中心要點,便是子思提出學問修養的主旨,必須先要做到「中和」的境界,才能明白天人之際心性相關的道體和作用。

    換言之,子思作《中庸》,他是繼承祖父孔子的心傳,闡述其師曾子著「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內明」和「外用」之學。由他提出「中和」才是「明德」、「止於至善」的境界。「君子而時中」、「不可須臾離也」,才能到達「知止而后有定」,乃至「慮而后能得」的七個學養工夫的次第。「慎獨」與「誠意」,便是「內明」、「外用」之間,兼帶身心修養的妙用。然後用之於入世的行為,必須具備智、仁、勇的三達德,才能真正做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

    明白了這個原則以後,就可知道《中庸》所謂的「中」,必須以中州音和魯南一帶的發音來讀,等於打靶或射箭的中了的中(音仲)發音一樣。庸呢?就是用。換言之,學問之道,不是知識,更不是空言。它要在自己個人的心性身心的修養上,「擇善固執」,隨時隨地,處在中和「知止而后有定」的境界,養之有恆,自然而然就會由靜慮而得闡發智、仁、勇的正知正行了。

    至於子思作《中庸》,他和曾子著《大學》的迥然不同之處,便是他首先提出「天命之謂性」的「天」和「性」,然後才講到「道」和「教」,看來很是特別。事實上,我在講《大學》的時候,已經提出曾子的《大學》,是從《易經》〈乾卦文言〉的發揮。子思作《中庸》,是繼曾子之後,從〈坤卦文言〉及《周易》〈繫傳〉所發揮的繼起之作。例如《中庸》首先提出的「天命之謂性」而到「中和」,便從〈坤卦文言〉而來,如曰:

    〈文言〉:「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以及〈繫傳〉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乃至〈說卦〉的:「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尤其是「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以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和「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等學說,便是《中庸》開宗明義,最先提出學養證悟到「中和」的境界,才是根本的宗旨所在。

    你只要明白了《易經》〈文言〉等這些史料,你就可以知道《中庸》所說的性命和天道之理,都是言有所本,學有淵源的。至於讀古書有關「天」和「道」兩個字的內涵,我已經在《大學》的開始,便已有了說明,現在不再重複了。

        ——摘錄:南公懷瑾先生 原著 •劉雨虹先生 編輯《話説中庸》(南師文化)P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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